张岱临高见闻录（5月4日第966楼更新第117节）

保鲜教育

元老院酝酿布局南洋大开发挺好啊，避免旧时空下南洋的华侨被白皮猪割韭菜的悲剧重演。

s47323010

没必要让大户自己办团练，自己带民兵，这样性质都变了。大户们出钱赞助本地团练，然后团练按民兵建制，一般只招本地人士，民兵队长由元老院任命且须是退伍军人安置，大户们有鼓掌权，无指挥权和人事权。

s47323010

s47323010 发表于 2020-5-17 14:00
没必要让大户自己办团练，自己带民兵，这样性质都变了。大户们出钱赞助本地团练，然后团练按民兵建制，一般 ...

大户们在当地专注公司经营，哪怕给予一定放贷权都好，但绝不能给涉及军事和民政方面的权力或者机会。一旦开了自行负责当地军事和民政的口子，等经过一二十年发展，怕是不少地方都变成了政权不下乡，更不要说村一级了。更何况这种冲突争议地区，长时间经常进行武装活动，怕不是会优胜略汰出一两个强人，即使这些人没有能力推翻元老院，但是在其当地及周边兴风作浪一下，都够元老院受的。

波尔布特

s47323010 发表于 2020-5-17 14:06
大户们在当地专注公司经营，哪怕给予一定放贷权都好，但绝不能给涉及军事和民政方面的权力或者机会。一旦 ...

东南亚那种佛爷、绿绿遍地的地方，政权下乡本来就不现实，tg在西藏、新疆等国内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都没办法做到，反而还得为笼络当地民心倒贴钱盖喇嘛庙和清真寺，直到现在国内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还是少民当行政一把手，少民公务员要有安置比例。
我这好歹是让县以上政权政权全部由汉人官吏控制，也不用考虑贴钱盖寺庙。
至于乡村自治的问题，汉人士绅要比东南亚那些佛爷、阿訇、土王、酋长听话得多。
私兵问题不是开不开口子的问题，而是本来就现实存在要不要承认和笼络的问题，承认和笼络汉人武装总比笼络蛮夷武装性价比高很多，尤其是绿绿还有“忘恩负义”的问题。
只要汉人武装没能力推翻元老院，你管他们如何祸害东南亚土著！
这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现代缅甸的炮弹问题是因为tg不能直接吞并缅甸，不能随便出兵缅甸。但17世纪元老院对东南亚攻略没这问题。大户武装能挡住蛮夷最好，挡不住就由伏波军出兵兜底，况且大多数蛮夷也没大炮。

yhqwsk

卖猪仔的临高版本

tangkai0079

一个“扶南省”，妙啊。

s47323010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20-5-17 16:38
东南亚那种佛爷、绿绿遍地的地方，政权下乡本来就不现实，tg在西藏、新疆等国内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都没办 ...

那也不能一上来直接法律上就承认他们可以全权处理，比喻一下就是把大陆的土皇帝推翻了，然后去东南亚扶持新的土皇帝。制度上应该是从严规定，留下借口，为以后有余力再处理作法理上的准备。初创时当地人员不足，强势资本去参与或者指手画脚当地民政和军事，元老院可以当看不见，默认他们的行为，毕竟要吃饭嘛。但要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他们能去染指这些民政和军事事务，是因为元老院开了方便之门，不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按背景故事，作为一个议会制政权，没有经过会议审议的过程（情节）直接上来就公开说关于重大制度事项的，相当于直接帮元老院放权，还是在法律制度上开的口子。那只能是当事人敢说，元老院听证会就敢开，敢批判。当然这只是个小说，情节还是你自己写的，讨论这些其实也感觉没什么意义和意思，说白了这里所说这些制度建设和行政事务内容是否真的可行，还是要依据当地社情现状才能去判断和预测执行关键点，而社情现状又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且不断变化，在背景社情要素不存在时去讨论起来那就是无限假设。。。。所以我也挺无聊的，打了那么多字。。。

波尔布特

s47323010 发表于 2020-5-17 20:48
那也不能一上来直接法律上就承认他们可以全权处理，比喻一下就是把大陆的土皇帝推翻了，然后去东南亚扶持 ...

我这写法就是充分考虑了当时的社情现状，也没说他们可以全权处理，而是参考明清两代对待地主武装的态度和美国“民兵组织”（财阀武装）的现状，在澳宋正规军无力直接占领的地方承认他们的兵权和有限行政权。
关起门来他们可以算“土皇帝”，但澳宋政府想要管的的话，依然可以凭借正规军和经济方面的力量干涉他们的外交、军事和部分“内政”。
这种事，其实不是法律问题，而是利益和实力问题。澳宋想不想干涉他们，关键看利益需求；干涉到啥程度，得看财政状况和正规军实力。
那些士绅的“封建政权”会是啥状态，你可以参考现代的佤邦和澳门，不准当“香港”是政治底线！
反正我的态度比现在的tg严多了，平时可以不管他们，但如果那些士绅想当沙甸、临夏、香港，绝对杀无赦。

这随便

s47323010 发表于 2020-5-17 20:48
那也不能一上来直接法律上就承认他们可以全权处理，比喻一下就是把大陆的土皇帝推翻了，然后去东南亚扶持 ...

同意，可以默许但是政策不适宜开口子，明部正言部顺

他改变了大明

正文书中就觉得张岱段落写得很好，开始读这个同人喜欢得很，先马住，慢慢看。谢谢。

fiphoenix

mark，赞美更新！

song

捐官和团练不太好吧

醉猫

。。。多扩张，多更新

波尔布特

song 发表于 2020-5-19 15:23
捐官和团练不太好吧

不扶持汉人的捐官和团练，难道你幻想能跟东南亚的“佛爷”、“回绅”共天下？
那些人比汉人士绅难管多了，也难沟通多了。

镭射

听着张磊的介绍，符不二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乘着张磊停顿的机会，鼓足勇气走上前，问道：“请问这位首长，什么叫蒸汽机？”
“请问你是谁？”张磊这才注意到了符不二的存在——从衣着上看，这显然是一位土著。
“回这位首长的话，小的名叫符不二，是天地会的会员。”符不二点头哈腰的回答，“听在我们村的技术员万首长说，学田庄上建了个新设施，就想来看看。”
张磊笑了笑。请天地会的驻村技术员向各村宣传这个蒸汽动力碾米厂，本身就是他的主意。在他看来，这是向土著介绍工业化概念的第一步，必须要做。
“水烧开了，能产生蒸汽，这个你知道吧？”张磊问道。见符不二点点头，便接着说道：“所谓蒸汽机，简单的说，就是利用蒸汽的力量推动机械运动的机械。”张磊指着正在向锅驼机的炉膛里倒稻壳的工人说道：“看到他了吧？他干的事情就是在烧炉子，那个炉膛的上面就是锅炉，锅炉里的水烧成了蒸汽，就能推动蒸汽机，蒸汽机再带动那个大轮子转动，大轮子再带动皮带转动，再通过上面那根天轴把力量传给隔壁房间里的那些机器。”
这段话，符不二听得不是很明白，不过“蒸汽”他还是知道的，只是对“蒸汽的力量”居然有这么大，还是有所怀疑：“蒸汽的力量？能有多大？”
“很大。看到这台机器了吧？它最大能发出相当于十二匹马的力量。”张磊回答。
“这么大的力气？！”符不二吓了一跳。
“是的。这就是自然之力。”张磊对符不二的反应十分满意，这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对着符不二，同时也对着带来的学生们说道：“大家看到了，大自然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远非人力可比。大家都学过荀子的《天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只要我们能够充分认识自然之道并合理利用，就能让这些力量为我所用，为人类造福。”
回去的路上，符不二仍然沉浸在张磊所说的“自然之力”的震撼中。虽然对“蒸汽机”这个东西还不甚了了，但他已经作出了决定：只要可能，自己也要尽快建一座机械碾米厂。

镭射

以上是在下同人文《澳宋动力》中的一段，欢迎楼主批评指正。

波尔布特

镭射 发表于 2020-5-29 15:09
以上是在下同人文《澳宋动力》中的一段，欢迎楼主批评指正。

写得很好，个别词汇还有改进余地。
例如“为人类造福”，“人类”一词对年轻学生说没问题，对符不二这种上了年纪的土著，最好是用“百姓”一词替换，也就是对符不二最好是说“为百姓造福”，这样符不二听着感觉更“通俗”。

stephenwu

镭射 发表于 2020-5-29 15:08
听着张磊的介绍，符不二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乘着张磊停顿的机会，鼓足勇气走上前，问道：“请问这位首长， ...

赞美更新！

lysen963

你公众号啥都看不了啊。

波尔布特

lysen963 发表于 2020-5-31 17:36
你公众号啥都看不了啊。

怎么会这样？
我刚刚试了一下，一切正常啊！
5月29日更新了第91节。
你上的是“穿越科普馆”吗？

王辽

这是我看到了最好的同人之一

波尔布特

第九十一节  布特“儒学”的真相
不知不觉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布特感觉讲得差不多了，于是宣布下课。
临走时布特告诉下面的那些溧泉书院儒生，吃过午饭后他还要去琼山县的其他书院讲课，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可以请教将来会到溧泉书院担任教师职务的“大宋儒生楷模”。如果那些“大宋儒生楷模”依然不能解答他们的疑惑，他们可以来临高他办的干部培训机构找他，不过他这些年大半时间不在临高，如果他碰巧不在临高，就需要耐心等他回来，或者也可以直接找周围首长了解相关的政策。
随后，溧泉书院设宴款待了布特、李赤骑以及随他们一起来的“大宋儒生楷模”、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吴优。
贾同虽然是不请自来，但溧泉书院看在他是本地“县丞”的份上，也邀请他一起入席。靠着贾同的面子，张岱不仅在溧泉书院听了半天课，也跟着去了宴席。
酒过三巡之后，贾同带着张岱过来向布特敬酒，并表示自己和张岱宴席之后有事要请教布特。因为上课前张岱告诉贾同，自己之前在临高已经跟“布将军”互相认识了，所以互相介绍的过程倒是免了。
布特其实早就看见张岱了，但本着对方不主动自己就不搭理的原则，一直当张岱是空气。
此时见贾同和张岱想“主动请教”，就答应下来，不过自己一会儿还得赶去其他书院讲课，让贾同和张岱明天一早去琼州府城南面的“澳洲善堂”找他。
宴席后，贾同带张岱回家休息，布特和李赤骑等人赶往城东的东坡书院，将上午的讲课流程又进行了一遍。
对于布特和李赤骑的“儒学”宣传，元老院内部是有不少反对意见的，甚至有元老给布特扣了顶“儒家卫道士”的帽子。
也有些元老认为布特提出的“以儒释教”是很好的思路，但反对布特等元老亲自上阵实施，认为以穿越者的知识结构和儒学水平，在那些儒生面前谈儒学是班门弄斧、“小学生水平”，真有经筵辨经的机会，会是“自已撞枪口进入对方擅长的领域，然后被对方轻松地击败”的结果。他们主张先把意识形态放在一边，像满清那样以武力夺取天下后，再部分恢复儒学和儒生的地位，让那些投降的儒生去维护元老院的统治，想方设法用儒学来解释科学。
但布特却依然坚定的选择自己亲自上阵，原因有二。
第一，布特根本没想过真的去宣传“儒学”，他所宣传的也不是“新儒学”，而是一种用于建设工业化、现代化的新理论。这种理论大多数儒家都不懂，不亲自教怎么行？
在明代，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不是没有跟现代中国人三观接近的儒家“异端”思想和学者。例如被后世称为“中国反封建思想先驱”的李贽，被后世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但这批人在明代儒生中比例不高，出名的更少，李贽已经死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思想还未成熟，除了这几个目前根本指望不上的历史名人，布特不知道还能从土著儒生中找谁替他传播现代思想、用儒学解释科学。
况且李贽、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思想就算在明代再“先进”，因为历史局限性，跟现代思想相比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恐怕不能百分之百让布特感到满意。
想来想去，还是自己教最靠谱。不仅不用烦恼“用人”问题，理论体系也更完善。既可“抄袭”李贽、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理论，也可“抄袭”马克思、恩格斯、李德胜的理论。
其实如果布特真想宣传“儒学”，就不会提“以儒释教”和“披儒皮”了，真正的儒学哪里需要“儒皮”进行包装？只有回教、天主教这类根本与儒家思想不沾边的外来思想，在历史上才有“以儒释教”说法。
第二，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以儒释教”是接地气的宣传策略，也是唯一可行的宣传策略。
作为一个曾经坚决反儒的人，布特花过很长时间研究儒家文化跟非儒家文化的区别。穿越到明朝后，布特也认真考虑过用何种意识形态取代儒家，结果发现想让儒家文化跟中国人彻底“绝缘”是行不通。因为儒家文化是根植于中国国情的意识形态，几乎成了中国传统世俗文化的代名词。（注1）
有元老认为，中国文化不止有儒家，还有诸子百家。问题是现在既不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也不是“去儒化”的现代中国，而是中国文化“泛儒化”的明代。
此时的中国人多数只有“儒释道三教”的概念，没有“诸子百家”的概念。文化分工方面，中国的宗教文化基本都在佛教、道教的框架下，中国的世俗文化基本都在“儒”的框架下。明代的儒家文化，不仅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大集合，也融入了世俗化的道教和佛教思想，与中国世俗文化基本上是一体的。（注2）
这就是为何利玛窦来华传播天主教，早期自称“僧人”，搞“以佛释教”；后期自称“儒者”，搞“以儒释教”。
就算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标准，元老们反对的很多明代“封建思想”也跟儒家无关，反而能在其他“诸子百家”那里找到原始出处。例如“三纲”、“礼义廉耻”就来自法家，墨家在天道观、伦理思想、政治思想三方面都对董仲舒的“新儒学”有很大影响。（注3）
因此，在这个时候某些元老想用“诸子百家”的说法排挤儒家文化的影响也是行不通的。
对布特来说，此时想用符合中国明代人见识的概念传播现代科学理论，“以儒释教”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如果用鲁迅的话说，布特的宣传策略可以如此比喻：“纽西兰土人是不能同他说理的。只要从他们的神话的历史里，抽出一条相类的事来做一个例，讲给酋长祭师们听，一说便成了。譬如要造一条铁路，倘若对他们说这事如何有益，他们决不肯听；我们如果根据神话，说从前某某大仙，曾推着独轮车在虹霓上走，现在要仿他造一条路，那便无所不可了。”
总的来说，布特口中的“儒”，其实指的是中国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李德胜思想。
事实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李德胜思想在西方广泛流行的时候，就曾有西方人评价李德胜思想是“包裹着马列皮的孔夫子”。
在布特针对归化民干部的教学实践中，布特发现这种说法虽然不精确、有失偏颇，却也不是空穴来风。
记得珠三角反击战后，曾经有几位归化民军官和干部提出过类似“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们对当初没有趁胜打下广州城而仅仅勒索“赎城费”后就退回来感到不满，认为“困守琼州府”没有前途。
当时布特模仿历史上李德胜在井冈山上第一次上党课的经验，跟他们大谈“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时，当时听课的萧占风就说：“没想到布将军一介武夫，也读过《孟子》……”
如果是元老来听课，他们当然知道布特在宣传李德胜的思想，但萧占风哪知道李德胜是谁？他只会当布特在谈《孟子》。
此时布特才知道，原来当年李德胜上井冈山后第一次上党课时说的是《孟子》的理论，后来还发现当年孟子的很多话很适合现代人的需求。
当布特以李德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一文为蓝本，教导归化民干部如何做群众工作时，不知不觉就把原文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句话说了出来。虽然萧占风当时没说啥，但长期在思想上坚持“自我反儒”的布特，却不禁心里咯噔一下，感觉这句话好像也是出自儒家典籍。下课后回去一查发现，这句话的出处是四书五经之一的《礼记》，还是孔子说的。
此后，布特逐渐发现了现代东亚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紧密关系——日本明治维新时塑造的现代汉语词汇，现代中国的语文、政治、各类考试以及政治宣言，大量起源于儒家典籍。
“东亚儒家文化圈”，名不虚传。
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角度考虑，“以儒释教”的文化传播路线，已经不是布特个人的主观意愿了，而是变成了一种客观情况。只要是中国人之间的思想交流与人事组织，就很难彻底避开“儒”的框架。
思想交流方面，在古代，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大多会“儒化”。回教中的“老教”和利玛窦传播的天主教，在传教过程中也都进行了“以儒释教”，从而成功“中国化”。在现代，“以儒释教”最成功的案例是“入关学”。
“入关学”里“正统—蛮夷”、“文明—蛮夷”这套说辞，说穿了还是儒家“华夷之辨”的世界观，而不是西方或欧美的世界观。在东亚儒家文化圈，“蛮夷”属于贬义词；而在西方，“蛮夷”却是中性偏正面的形象。（注4）
人事组织方面，熟人之间普遍利用宗法制度进行组织，最典型的就是宗族和“义兄弟”、“义父子”之类的组织关系。就算是陌生人多的地方，也会出现拟宗法的关系，会有模拟父子和家谱的结构出现。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快参考儒家的宗法结构建立了佛教组织，最早详细的记载应该是禅宗的和尚们。清代的秘社中，漕运上这种陌生人特别多的地方。把这种拟宗法结构就弄的很全面。最有意思的是，太监都会把护国祠、白云观弄成“太监祖庙”。

注1：详情参阅《番外11：中国文化无法摆脱儒家影响的根源》
注2：详情参阅以下文章
《番外12：诸子百家为何在后世只剩下了道家和儒家？》
《番外13：历史上墨家在中国为什么消失得这么彻底？》
《家天下、师门、乡党——浅谈儒家的政治组织本质与明末的斗争》中的《第一节“儒”的起源与发展历史》（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XzN6hPTy-PSQTXWH-LmmA）
注3：详情参阅《浅析墨家思想对董仲舒新儒学体系的影响》，作者：李金山
注4：详情参阅《小议西方世界观中的“文明”与“蛮夷”》，作者：中流砥柱孙传庭。

波尔布特

番外11：中国文化无法摆脱儒家影响的根源
文化要让人接受，并传播开来，不仅需要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还得遵守自然环境、社会民情、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科学规律，以及社会的约定俗成。
为何回教有禁吃猪肉的教条？
这不是中世纪某个中东富商个人的拍脑袋决策，而是中东地区延续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不仅回教禁吃猪肉，同样起源于中东的犹太教、早期基督教也是禁吃猪肉的。
为何中东有这种延续几千年的历史传统？
因为这符合当年中东地区的自然环境限制和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符合中世纪沙漠绿洲环境下生产生活的需求和卫生防疫需求。
沙漠绿洲地区本来就不太适合养猪，导致沙漠绿洲民族在养猪、杀猪、卫生防疫、烹饪猪肉等方面的科技树一直没有取得突破；和猪肉有关的科技树长期得不到突破，又反过来限制了沙漠绿洲民族吃猪肉。
反之，离开了沙漠绿洲环境，禁吃猪肉的教条就变得不得人心了。这就是为何基督教传入欧洲后，很快废除了禁吃猪肉的教条，马来半岛的回教徒虽然不吃猪肉，但却有养猪卖给华人的习俗。
儒家文化是根植于中国国情的意识形态，只要中国的国情没有发生颠覆性的改变，儒家文化就不可能从中国人的大脑中消失。
简单的说，不是因为有儒家文化，才有家庭和宗族的概念，而是因为有家庭和宗族的概念，才会有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过是给由血缘构筑的家庭和宗族一个合适的法理概念，让所有人能够以家庭和宗族为基础进行社会活动。
中国人也不是因为儒家提倡“大一统”而倾向于中央集权，而是因为儒家所诞生的东亚季风农耕区，本身的自然环境更有利于中央集权的产生。儒家所做的，不过是通过繁琐的礼法与名分的正当性，将集权体系与层层盘剥合理化。
与很多人的臆想不同，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之一，关键不在于官方的提倡，也不在于孔子等儒家思想家如何擅长“愚民”，而在于中国人普遍的精神需求，以及儒家对中国社会民情、约定俗成的迎合。
简单的说，中国人不是因为儒家的洗脑而信仰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而是因为中国人本身需要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所以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才成为中国人的主流道德观。
儒家文化也不是因为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和科举考试要考才流行起来，而是因为在当时儒家文化确实有利于治国，所以封建统治者才提倡儒家文化并在科举考试进行考核。
就好像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需要暴力机器和经济建设方面的人才，所以科举考试中出现了考核武术、军事理论、水利、农学、数学等方面的科目。现代很多穿越小说中提出的“教育改革”，其实在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中都搞过了。
只不过这些类别的科举考试，没被现代人质疑过，没被现代历史教科书批判过，所以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古代科举考试还考过这些，甚至就算知道也会无意中忽略，例如几乎人人都知道却几乎人人都当看不见的武科举。
如果不是近代中国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是不会被质疑的。
即使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阻碍的儒家文化精华也依然以“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德”的牌坊被保留了下来，儒家典籍的部分内容依然出现在现代中国的语文教育、政治宣传和各种选拔考试中。
这就是为何中国近现代发生过多次批儒运动，儒家文化依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考试选拔等领域有大量残留。

波尔布特

番外12：诸子百家为何在后世只剩下了道家和儒家？
因为诸子百家本来就是由道家、儒家分裂出来的。
华夏文明起源于一种以“儒”作为宗教祭祀阶层、以“道”作为教义的原始多神教。
老子、孔子都是这个宗教的祭祀阶层，都是“传道”的“儒”。
“道”和“儒”是中华文明起源最早、传承历史最为悠久的两个文化符号。
道家、儒家就是这种宗教文化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二。
孔子之前，只有贵族才能学“道”、担任“儒”的角色。
孔子活着的时代，也没有“诸子百家”，只有道家、儒家、名家等少数几个教学组织。
因为孔子的学生到处办私学，所以有很多平民成了“儒”，但这些“儒”中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又“自立门户”成立了新的派系，最终形成了“诸子百家”的局面，例如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韩非子都是由儒家教出来的。
道家也有这种情况，例如道家鬼谷子的学生中有兵家、纵横家。但道家不像儒家那样走“群众路线”，“有教无类”，所以分裂出来的派系不如儒家多。
当时徒子徒孙最多的是孔子，其次是作为儒家“叛徒”的墨子，大部分学术团体都是从这两家分裂出来的，有“非儒即墨”的说法。
从“师承”的角度来说，道家老子教出了儒家孔子，儒家又教出了墨家、法家，儒、墨、道、法四大门派又教出了其他的“诸子百家”。
因此有人说，道家是华夏文明的“父亲”，儒家是“长子”。
后来只剩儒、道两家，其实是那些“叛教出门”的徒子徒孙又“认祖归宗”了。
秦朝之后的“儒家”，跟先秦时期的儒家不是一回事，而是“集诸子百家之长”的“杂儒”。
董仲舒的“新儒学”，本身就是当时适应汉代治国需求的“诸子百家”思想的大杂烩，集合了儒、墨、道、法等多个派系的理论。
因此，汉代的“儒家”已经是“诸子百家”的集合，只不过打着“儒家”的招牌而已。
当年汉武帝与其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如说是“罢黜百家，独尊董仲舒”——汉武帝不仅“罢黜”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对于非董仲舒派系的其他儒家派系也“罢黜”了。
也有人评价，汉代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儒家死了，其他诸子百家打着儒家的招牌活下去。”
到了唐宋时期，儒家不仅是诸子百家的集合，还吸纳了佛教、道教的理论，成了佛教、道教世俗文化的牌坊。
结果就是在明代，“儒家”成了中国传统世俗文化的牌坊。
在明代反对儒家，等于是反对所有的中国传统世俗文化。

波尔布特

番外13：历史上墨家在中国为什么消失得这么彻底？
首先，墨家的思想没有消亡，而是并入了其他思想派系，墨家思想对汉代之后的儒家文化和道教都有很大的影响。
墨家思想对儒家的影响，大家可以参考论文《浅析墨家思想对董仲舒新儒学体系的影响》。简单的说，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标准，董仲舒所谓的“新儒学”里，墨家思想的成份可能比儒家还高。
而道教跟墨家的关系更为密切，早期道教的理念与组织模式，其实就是墨家的那套，与先秦道家完全是两种风格——先秦道家是讲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喜欢脱离群众玩“隐居”；先秦墨家是拜神的，汉代道教的“封建迷信”色彩和“群众（造反）路线”，其实是墨家的路子。
简而言之，汉代的道教其实就是打着道家招牌的墨家。或者说，汉代的道教就是当年墨家的新马甲。这就是为何《墨子》的残篇最后会在道教典籍中被发现。
至于打“道家”招牌的原因，现代有人推测可能是墨家为了防范儒家的迫害。毕竟历史上儒家和墨家是政敌，而道家的老子做过孔子的老师，儒家要下手对付“道家”有一定的顾虑。
至于墨家组织消失的原因，早期是因为群众基础的消失导致组织衰弱，中期则换了道教的马甲继续活动，后期则被更完善的宗教组织所取代。
墨家崛起的社会基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大量流动人口，当时“礼崩乐坏”，连孔子这种落魄贵族都不得不带着学生“周游列国”，一边当流浪汉一边讨生活，此时正是墨家崛起和发展的黄金时期。
到了汉代，“太平盛世”到来，随着流动人口的减少和国家对“黑社会”的严厉打击，墨家失去了群众基础，自然走向衰弱。
直到东汉末年，新的乱世到来，新的“流民”群体崛起，道教秉承墨家的传统造反了。
再往后，佛教、摩尼教、基督教陆续传入中国，每个都比道教更完善，对流民更有吸引力。
此后，虽然墨家的思想通过道教典籍在各种民间教门中继续流传，但造反者很少再用道教的招牌，更不会用墨家的招牌。
其实以经济基础而论，墨家其实就是中国版一神教，跟早期基督教、回教有很多相似性。
例如都“拜（昊天）上帝”；耶稣是木匠，墨子的木匠技术比鲁班还厉害；口中呼吁“和平”，却经常靠杀人混饭吃。当年墨家的主营业务，除了工商业，就是刺客和雇佣兵，并且跟一神教一样“有教无国”，只效忠（跨国）组织不效忠国家，对国家只有“生意”没有“效忠”。
近年来，有人说中国的山寨基督教是“白莲教”的新马甲，但在我看来，白莲教和山寨基督教都是墨家的新马甲，只不过一个是元明清三代的马甲，一个是现代的新马甲。
然后现代中国人怎么看山寨基督教，秦汉时期的中国人就怎么看墨家，大家觉得这种情况下当年墨家的招牌还玩得下去吗？
我不太明白，近年来把墨家当“科技团队”的风气是哪来的？直到《寻秦记》创作的年代，墨家还是“黑社会”、“刺客”、“雇佣兵”的形象。
现代人觉得科学与迷信“势不两立”，但在古代神棍和科学家其实是同一批人。可以说神棍利用科学知识装神弄鬼，也可以说科学家利用神学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其实现代依然有这种情况，例如“碳排放交易”，打着科学的招牌、用“老天爷”/“大自然的报复”吓唬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上贡”。还有“养生邪教”和“保健品”，披上现代科学的外皮贩卖“仙丹”。
美国漫威电影表面上是“科幻片”，实际上是“神话片”，很多“超级英雄”是以欧美古典神话中的神灵为原型创作出来的。

波尔布特

小议西方世界观中的“文明”与“蛮夷”
作者：中流砥柱孙传庭
北朝原贴地址：https://bbs.northdy.com/thread-874853-1-1.html

“正统—蛮夷”、“文明—蛮夷”这套说辞，说穿了还是“儒家-华夷之辨”的世界观和范式，而并不是西方的或欧美的世界观。
近现代西方，准确的说欧美的世界观范式，是按照 基督教—异教 这个底层设定做初步划分的，再接着是人种划分，再接着才是政治制度、自由主义信仰这些比较具体的价值观划分。这三重划分合在一起，构成了现在西方如何区分“我们”和“他者”的判断标准。
“文明—蛮夷(蛮族)”这套划分范式在西方只存在于古典的希罗时代，即，文明世界分成两半：西方western（希腊罗马）和东方eastern（埃及腓尼基、波斯阿拉伯、赛里斯），其他的高卢日耳曼不列颠、色雷斯塞西亚、努比亚，都是蛮族（barbarian）。
现代欧美白皮的祖宗——北欧日耳曼人草翻了南欧拉丁人的罗马帝国之后，上面那套范式就崩坏了，玩不转了——古典文明消亡了，你我皆蛮子，原来的鄙视链底层空缺了，于是在中世纪的一千年里，继起的就是基督教—异教 这种世界观划分范式，由 “异教徒”或者“异端” 去充当鄙视链底层了。（那时候种族主义鄙视还不显，一个重要原因是摩洛哥和廷巴克图的黑叔叔们表现的比白皮更有钱）

地理大发现时代后，欧洲白皮一路在美洲、非洲和亚洲进行殖民扩张，种族主义逐渐冒头，人种开始跟着基督教之后成为第二层划分范式。
欧洲对自身，对于古希腊古罗马，一来同属于印欧人种，二来罗马帝国最后不是信了基督教当国教么，基督教+人种的划分范式正好可以代替古典时代真实的 “western-eastern（互相看不顺眼但一起鄙视→）barbarian” 的世界观，方便当年的日耳曼蛮子对古典希罗“认祖+认亲”。
而欧洲在对外部世界，在世界殖民的过程中，异教-人种的二重划分之下，开始出现各种分支：
1. “衰朽的古文明”——你以前文明过，但现在完全low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印度、中南半岛国家、中国是被划到这个范畴里面的
2. 原始土著人（natives），北美南美的印第安人、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东南亚-太平洋南岛人种民族、澳洲土著。
“衰朽文明”，更为人熟知的称呼是“费拉(fallen)”文明，指曾经取得过成就，业已衰落的文明
其中，信亚伯拉罕三教的和皈依了基督教的，算 “接受教化的对象”，套用绿教里的一个名词，就是“马瓦里”；基督教传教士可以自由传教地区的不信者，算“可以争取的对象/未被引导的迷途羔羊”；限制/禁止传教士活动的地方——“反基督”、魔鬼、“准人”，非人。
在这种更细致的划分范式之下，中国和印度阿三同属于 衰朽文明+反基督+非白皮有色人种，所以直到今天，欧美白皮（大众）的世界观里还习惯于把我国和印度阿三视作同类；
而相对的，黑人、印第安人、说黏着语的东北亚人种、南岛人里信了基督教的，在欧美白皮的鄙视链里地位比 中国人、阿三还要高上那么一点——“马瓦里”怎么也还算教友，不能转化的异教徒那就是魔鬼。
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皇冠落一地”后，欧美终于在异教、人种之后加上了第三重划分 “政治制度”+自由主义信仰，如果从欧美文化传统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后继的maoism）很大程度上就是视作一种“异教”+“反基督思想”。
这“三重划分”范式，就是现在的西方（欧美）划分“自己人”与“对方”的标准，对于盟友或准盟友，在宣传上总可以放大其中的一个划分同时缩小另外一两个。

然后，我们逐个梳理一下在近代以来的西方语境中，所有那些被归结为“西方的敌人”的特点：

古典时代
大流士/薛西斯波斯帝国 —— eastern，专制，反自由主义（现代西方对古代西方的重构，希腊城邦大多被打了“自由民主”标签）
帕提亚/萨珊波斯帝国 —— eastern，反基督
匈奴人/匈奴王阿提拉 —— barbarian，反基督

中世纪
阿拉伯人/阿拉伯国家 —— 异教徒，反基督
蒙古人 ——反基督，黄祸（注意，蒙古人在西方语境中不是barbarian，而代之以人种特色了）

近代—现代
奥斯曼帝国 ——异教徒，反基督
（二德子、三德子挑起的那是再明确不过的西方世界-欧美文明内部战斗）
日本帝国 ——黄祸，反自由主义，反基督
苏联/社会主义阵营 —— 反自由民主，反基督（斯大林允许东正教恢复活动后“反基督”这一条淡化了，但对亚洲社会主义政权，这一条没有变过）
伊朗 ——反自由民主，反犹太人（这个与犹太人在美国属于“不可触碰者”有关）

"三重划分"里面，第一重“基督教/异教”埋的最深，现在公开表现的最少，但却是最基础的那一层，被解构的 基督教/异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第三重的“自由主义/非自由主义”融合到一起了。
回过头来，说回“蛮夷”的问题，考虑到日耳曼白皮自己从蛮子起步的“发家史”，在他们近代以来的划分范式中，“蛮族”未见得就是一个贬义符号，至少是贬中偏褒义的：“质朴、自由、生机勃勃的住民，等待着传教士去传播主的福音，引导、归于基督的旗帜之下”———这才是现代欧美语境中的 “蛮族/蛮夷”。
不信可以联系着看看近几十年欧美的大众文化IP里，“蛮族” 是什么形象？
《蛮王柯南》、《冰与火之歌》—— “质朴，热爱自由，生机勃勃”
《魔兽世界》及类型奇幻题材里的 “绿皮兽人” —— “兽人永不为奴！”
最后，现在西方对于红色中国的宣传定位，正是“衰朽古文明 + 反自由民主 + 反基督 + 黄祸”，前三条是大声鼓噪的说，后一条是暗戳戳的说，和“蛮族/蛮夷”（barbarian）一点边都不沾。

波尔布特

第九十二节  两害相权取其轻
至于某些元老所担心的“自已撞枪口进入对方擅长的领域然后被对方轻松地击败”，能有这种想法的元老，在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方面显然是外行。
第一，政治宣传不是搞辩论比赛，主要目的不是“骂死”敌人，而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己方阵营的基本盘、中间势力以及敌方阵营中可能倒戈投降我方的力量。
用李德胜的话说，政治就是把支持自己的人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对布特来说，他的理论不是说给封建地主阶级等敌对势力听的，更不是用来跟敌对势力吵架的，而是说给已经剃发投靠元老院的归化民听的，以及那些可能会剃发投靠元老院的土著听的，包括广大土著底层群众和一部分愿意向资产阶级转型的土著富人。
考虑到第一代归化民，尤其是那些有一定文化的归化民干部和各种归化民精英大多出身儒生、“儒将”、“儒匠”、“儒商”，普通归化民和底层土著也普遍尊重“读书人”(也就是尊重“儒”)，“以儒释教”就成了布特引导、改造第一代成年归化民的不得已选择。
布特的“儒学”理论有多少士绅反对、批判都无所谓，关键是有多少归化民愿意相信布特。
第二，决定某种意识形态传播优势的，不是学术水平的高低，而是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力与阶级利益的合理分配。
哪怕是孔子本人，如果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力不足，又不会“站队”，最终也只能活成“丧家之犬”。反之，像忽必烈那样既有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又懂得如何“站队”，就算是“蛮夷”一样可以被送上“儒教大宗师”的高帽。（注1）
布特从没天真到相信溧泉书院等琼山县的土著书院邀请他讲课，是真的欣赏他的儒学水平。布特觉得，这些土著儒生找上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布特可以帮他们在澳宋做官。
第三，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意识形态理论水平越“低”（通俗），越容易传播。
程朱理学的流行，根源之一就在于相比以前的儒家理论，这就是“小学生”水平，在底层中容易传播。满清利用儒家文化“统战”汉族统治阶级，就是靠阅读一本“小学生水平”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
更何况布特理论的主要目标受众，本来就不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大儒”，而是包括底层儒生在内的底层群众。
从儒家伦理的角度来说，布特谈“儒学”，不是为了跟士绅争论“仁义”的标准，而是为了让广大底层群众相信元老院比士绅阶层对他们更加“仁义”，以争取广大群众对元老院统治的支持，不要“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对于士绅阶层，布特的态度是不主动、不拒绝。布特不会主动去拉拢士绅，但如果有一部分士绅主动表达投靠的意愿，愿意相信布特所宣传的“仁义”标准，甚至愿意为此送上“学费”和“投资”，布特也不会拒绝，可以给他们指点一条投靠元老院的门路，并且将这些愿意“改过自新”的士绅改造为资产阶级。
第四，理论是要用于指导实践的，布特的“儒学”课，其实跟公务员考试一样，是一次针对土著精英的筛选。
一是政治思想方面的筛选。布特说的根本不是真的儒学，而是披着儒皮的现代文化。能接受布特理论的儒生，证明可以接受改造，布特会给他们一个投靠元老院的机会，替他们跟周围等元老牵线搭桥、互换利益。不能接受布特理论的儒生，那就证明难以改造甚至不能改造，那就只能当他们是“期货死人”看待了。
二是专业技能方面的筛选。这次在琼山县多家书院的讲课，其实是一次以谈“儒学”为借口的招聘大会兼招生大会。让李赤骑谈“军国主义儒学”，是想从那些儒生中筛选尚武者作为军警干部的苗子；谈各种“儒术”，是为了从那些儒生中筛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作为文职干部和技术干部的苗子。
布特通过谈“儒学”告诉那些儒生，元老院需要怎样的人才，那些儒生应该如何在思想、知识、技术等方面努力才能进入元老院的体制内，要怎样改造自己才有机会当官。
真有本事，布特可以推荐他们考试入职；本事不够，布特可以帮他们培训到够格的水平。
这次的讲课，对土著儒生来说，布特指点了让他们当官的途径。
对周围来说，布特帮他解决了东南亚攻略所需的经费、劳动力、干部。
对布特本人来说，这是一次改造社会和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机会，还能顺便赚点钱。
第五，如果有士绅跟布特作为，非得跟布特争论“儒学正统”，布特也不介意客串一把“孔子诛少正卯”——对于“一小撮敌人”，自然用“武器的批判”去消灭。
说起“武器的批判”，布特就感觉很多元老总有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不能系统的从全局看待问题，总是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对立起来，叫嚣“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
然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原文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很显然，马克思的这段名言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段话讲了两层意思，前者是说“理论不能代替实践”，后者是说“理论对实践有指导作用”。
也就是说，“批判的武器”是用来指导“武器的批判”，而不是用来代替“武器的批判”。
“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根本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更不能互相代替，而是必须“互相促进”才能成事的“统一整体”。就像氢原子和氧原子必须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水分子，而不应该互相拆台、争论谁才是正确的“水”。
遗憾的是，很多元老都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思维，而是“我不喜欢（懂）的统统没必要”的调调，将很多原本应该互相配合的事互相对立起来大撕逼。
例如“南下”与“北上”的路线之争，在布特看来“南下”是为了给“北上”所获得的人口提供“生存空间”，“北上”是为了给“南下”所获得的领土提供劳动力，根本是互相促进的一件事，元老们偏偏为此吵翻了天。
类似的还有“文理之争”、“海陆之争”、武装力量扩张和“反对独走”的争论等等，很多本来应该合作共赢的事，元老们总是互相撕逼到差点打起来。
最离谱的就是“海陆之争”，也不知某些元老是不是cosplay日本鬼子上瘾了。
除了对元老“儒学水平”的担忧，还有元老反对降官原级留用和承认原来的功名，认为基层干部的缺口可以搞招聘制，皇权不下县的县令府尹不一定就比规划民更适合东南亚的治理模式，反而会带来旧思维。
对此，布特告诉对方，自己从未想过公开承认旧官僚、旧士绅原来的官位和功名，“发官帽子”的事，不过是用人时定行政级别的潜规则。那些人能不能当官，不是看他们原来当啥官、有啥功名，而是看他们本身有啥特长和技能。
考察他们特长和技能的方式，就是给他们“开恩科”，其实就是针对东南亚地区的定向职位考试，根据考试结果录用。如果考上了，就给他们官做，行政级别和工资待遇可以参考他们在明朝那边的待遇。如果没考上，就没官做，管你之前在明朝那边有啥官位和科举功名。跟目前公务员考试的主要区别是，不用从低做起熬资历。
例如钱谦益投降了，就算愿意去东南亚，周围也可以选择拒绝录用，不给他机会。徐光启愿意去东南亚，周围可以让他当东南亚农业大学校长，享受正部级行政待遇。举人宋应星愿意去东南亚，周围可以直接让他当东南亚工业部门的科长。
这么做主要是考虑到“稳定军心”和“忠诚度”的问题，人家本来就是人上人，甚至当过大官，你让他从“小把戏”从头干起，让人家怎么想？
别说古代，就算是现代，这么做也是非常得罪人的。因为“降级”导致的各种鸡飞狗跳，布特在旧时空见过不少。有的人在换工作单位时，只不过是职衔降了一级，马上向多个有关部门写信投诉……
这也是为何布特以前培养归化民干部时，没指望过富贵儒生，重点拉拢底层儒生的原因——要跟富贵儒生合作，价码高了很多元老不爽；价码低了那些富贵儒生不爽，会当反贼。
东南亚那边的官位，如果价码不开高点（最起码不能低于明朝的待遇），就无法保证富贵儒生群体的忠诚度。
至于皇权不下县的问题，这根本不是由统治者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的客观情况决定的。现在元老院在广东大部分府县都做不到“政权下乡”，就东南亚那个佛国、天方教政权遍地的鬼样子，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内根本做不到皇权下乡。
从财政的角度考虑，东南亚地区除了类似新加坡的交通枢纽和类似湄公河三角洲的生产建设兵团，其他地区一百年内既没可能也没必要深入基层。
有元老提出，收编富贵儒生的性价比极低，元老院未来的干部群体应该是拥有一定现代管理经验的企业干部、扎实基层经历的公务员、全套新知识思想体系的芳草地学员，甚至社会企业头目。他们和那些“读书人”相比，能力体系更匹配，更没有那么多幺蛾子。
布特感觉，某些元老在临高“小天堂”呆太久了，根本不知道绝大多数元老院统治区的实际情况，也不知道以目前元老院的经济、军事力量，相比他们不切实际的要求，是多么的虚弱。
元老院要是真有大量可用的现代化干部，那当然是用不着那些旧文人；要是真有压倒性的经济、军事力量，当然是用不着跟那些旧士绅客气。
问题是这些条件，现在元老院真没有！
现在连两广地区都有大量“政权不下乡”的“治安区”，并且已经任命了一批旧官吏和地方缙绅担任县长等主要行政职务，任命了一批投降的明朝卫所军官为“宣抚使节”和国民军军官（注2），条件更差的东南亚地区，还能怎么办？
就算是在现代中国，中国西部地区各级政府的行政一把手也大多不是汉人，布特这办法好歹是让汉人完全控制政府的中上层。
从社会民情的角度考虑，东南亚那边，元老院与其跟外族的各路酋长、佛爷、阿訇共天下，不如跟汉族士绅共天下。
例如现在国家对回民各种优待，他们却不感谢国家，只感谢真主，有教无国！西藏那边，国家这头资助藏民，藏民一回头就把国家给的钱送给喇嘛庙了！而东南亚大部分都是回民区和藏民区的状态！
相比之下，对汉人的拉拢通常能得到相应的回报。除了基层统治权，其他方面汉族士绅基本都会配合的。在东南亚彻底汉化前，打击东南亚的汉族士绅可谓弊大于利！
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士绅的幺蛾子，那也是相对底层出身的干部而言。比起东南亚的各路酋长、佛爷、阿訇，这帮士绅已经是闹幺蛾子最少、政治上最可靠的群体了。
儒家士绅也就是跟元老院要基层统治权，最多要求给元老院当高级附庸，极限也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位。而那些东南亚的各方实力派，想跟“元老院”平起平坐的不在少数，让元老给神棍下跪都不算稀奇。
儒家士绅可不会要求元老的宗教信仰，也不会禁止元老吃猪肉，但东南亚神棍会有这方面的要求。
此外，目前元老院的暴力机器，也根本没有某些元老想象中那么强大。
像这次广东攻略，都还没怎么深入基层呢，只不过是建设国民军和剿匪，高昂的军费就已经让很多元老哇哇叫了，后悔去打广东。一些地方政府和剿匪部队，也常常在剿匪方面跟“亲髡”的“乡贤”、“民团”合作，不仅有汉族的“乡贤”、“民团”，还有瑶族等少数民族的“乡贤”、“民团”。（注3）
最搞笑的是，某些国民军的装备只有标准矛，还不如某些“乡贤”武装的装备好——有枪的伏波军和部分国民军看不上缴获的明军火器和铠甲，就顺手送给了跟他们合作剿匪的“民兵”武装。有些“乡贤”，例如佛山梁家，居然还有买来的少量南洋式步枪。
而且国民军装备的拉夸样，还有工业口蓄意打压的原因，有些工业口元老为了反对黄超元老“北伐独走”，居然只给黄超的部队配标准矛——要知道满清对投靠他们的汉人部队都没这么黑，铠甲、火枪、大炮，清朝的汉军都会装备！
以元老院目前的经济、军事条件，东南亚的大多数殖民地，一百年内根本没有工业化、现代化的选项，只有怎样维持一个农业殖民地的选项——是让东南亚变成既无法控制基层又叛乱不断的新疆、西藏模式？还是虽然有宗族把持基层但依然“爱国”的广东、福建模式？
在东南亚搞农业殖民地、暂时不建设工业社会的情况下，收编汉族士绅管理地方其实是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就像当年大英帝国，跟印度的婆罗门、刹帝利合作得很爽；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西方列强发现性价比最高的统治中国方法就是继续留用满清作为代理人，包括整个满清朝廷的儒家官僚。
实际上，那些富贵儒生也不是单纯的“读书人”，他们真正的性质是封建领主，政治地位类似于西方的子爵、男爵，现代中国的乡长、村长。尤其是有机会当政协委员的士绅和“儒商”，同时还有“企业家”的身份。不考虑政治思想改造和生产关系改造方面的困难，不论是政治经验还是企业管理经验，富贵儒生都比底层儒生强上很多。
这个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
让农业社会的士绅管理农业殖民地，其实挺合适！
最后，布特还告诉有关元老，即使从中国现代政治体制的角度考虑，他向周围元老建议的那些“官帽子”潜规则，也不算向古人妥协，而是中国现代公务员体制的“灵活运用”。
大多数元老不知道，中国现代公务员录用也有类似古代进士、举人的区别待遇。
根据2008年颁布的《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第四条，考核合格的新录用公务员，按以下规定任职定级：
(一)直接从各类学校毕业生中录用的、没有工作经历的公务员：高中和中专毕业生，任命为办事员，定为二十七级；大学专科毕业生，任命为科员，定为二十六级；大学本科毕业生、获得双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含学制为六年以上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生班毕业和未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任命为科员，定为二十五级；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任命为副主任科员，定为二十四级；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任命为主任科员，定为二十二级。
(二)其他新录用的公务员：原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可参考其原任职务与级别，比照本机关同等条件人员，确定职务与级别。其他具有工作经历的，可根据其资历和工龄，比照本机关同等条件人员，确定职务与级别。
简单的说，新公务员的录用，大专以下学历的是办事员待遇，大专、本科毕业的是科员待遇，硕士、博士分别享受副主任科员和主任科员待遇。
有当官工作经验的，例如以前当过公务员领导，或者当过军队、国企和事业单位的领导，当公务员后继续当领导，就算当不上领导，最起码工资待遇是参考领导工资发的。
当然，以前当国企、学校、医院的领导进公务员单位后继续当领导的人，一般是处级以上。另外，军队领导进公务员单位大多是降级录用。
跟明清两朝的情况进行对比，通俗点说，现代国企、学校、医院的处级及处级以上领导是“进士”（古代能考上进士的人家，大多非富则贵，家里控制着类似于处级国企职工人数的劳动人口），博士、硕士是“举人”，本科、大专是“秀才”，高中、中专是童生，文武转职是“重文轻武”。
实际上，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和古代中国有很大的相似性。
主要的区别，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由“家天下”转变为“天下为公”。以前是帮家里管过“大企业”考上进士的概率比较高，现在是帮国家管过大企业才能直接当“进士”。

注1：详情参阅《番外14：意识形态传播的优势要素》
注2：详情参阅《临高启明》正文第7卷广州治理篇第11节《作战计划（二）》，两广攻略篇第20节《肇庆的安排》、第122节《两个县令》
注3：详情参阅《临高启明》正文第7卷两广攻略篇，尤其是第97节、第100节

波尔布特

番外14：意识形态传播的优势要素
决定某种意识形态传播优势的，不是学术水平的高低，而是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力与阶级利益的合理分配。
如果一个人或政治集团拥有很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哪怕像忽必烈那样天晓得有没有看过儒家典籍，一样可以得到“儒教大宗师”的高帽。
反之，哪怕是孔子本人，如果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力不足，又不会“站队”，最终也只能活成“丧家之犬”，带着学生四处找工作、求“包养”。说好听点是“周游列国”，其实就是当了“流浪汉”、“流寇”——孔子师生“经商”补贴生活，考虑到古代很多商人会兼职当盗匪，我怀疑孔子师生在“周游列国”时多次被人围攻，是因为当了“流寇”。
其实孔子也不算混得很差，虽然比不上忽必烈，但也是一个拥有几千门徒兼“打手”的“黑社会老大”，能够在那个治安混乱、猛兽横行的春秋乱世“周游列国”并得以善终。不知多少“黑帮老大”哪怕到了医学发达的现代，依然活不过孔子，在“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哀叹声中“英年早逝”、不得好死。
最可怜的是邓析，比孔子更早办私学，是个辩论高手，学术水平不亚于孔子，学生也很多。但邓析和他的学生不像孔子师生那样能砍人，结果他和他的学生当年直接被反动旧贵族给杀光了，没能像儒家那样延续下来。
虽然经济、军事方面的“硬实力”对意识形态宣传方面的“软实力”有很大的影响，但意识形态宣传本身就是一门“社会科学”，一种“技术”，并不意味着经济、军事方面的“硬实力”足够了，就能胡说八道。
就好像物理学家说“只要推力足够，板砖也能飞”，但没人真的会把板砖做成飞行器。
例如宣传摆地摊，“地摊经济”的说法就有点难听，叫“全民创业2.0”才显得高大上；对于某些“职业女性”，称呼对方是“鸡”会把买卖搞砸的，称呼对方为“小姐”，才能比较愉快的谈“合作”。
政治宣传方面，意识形态的“核心技术”是阶级利益的合理分配。
为何孔子生前过得很不如意，一度混成了“流寇”？
因为孔子是一个奴隶制改良主义者，在那个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他主张的“施仁政”得罪了奴隶主旧贵族，他主张的“复周礼”又得罪了新兴地主阶级，阶级利益两头不靠的结果就是所有的政治集团都不欢迎孔子。
直到孟子废除了“复周礼”的政治纲领，荀子的思想向法家靠拢，让儒家全面倒向新兴地主阶级，儒家才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当时与封建版儒家思想并列的中国封建思想主流还有封建版的道教和佛教）。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忽必烈在定宗二年(1247)下令“豁免儒户兵赋”，在当时不仅迅速得到了中国北方汉族士人的拥护，还得到了“儒教大宗师”的高帽。
满清入关时宣传“报君父之仇”，也迅速赢得了广大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不仅北方的汉族地主阶级纷纷拥护满清，南明弘光政权也想要“联虏平寇”。
“报君父之仇”在现代人看来只是可笑的借口，但在当时根本不是借口，而是非常有效的“统战”口号，因为当时有“君父”身份的人，不止崇祯一个人，而是所有的地主阶级。
“报君父之仇”的口号，是满清向所有的地主阶级表明态度——我入关是为了镇压“流寇”、替你们报仇、保卫你们的土地财产！
正如顾诚在《南明史》中表达的观点——清朝是汉族地主阶级勾结少数民族军事集团镇压农民起义的产物。
从孔子、邓析、忽必烈、满清的不同遭遇来看，意识形态这种事，关键是看实力和利益，跟学术水平的关系不大，有钱、有兵、懂得如何“站队”才是关键。
虽然早期满清统治者的儒学水平不高，主要靠看“小学生水平”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学习儒家文化，却知道“君父”与“流寇”两者之间应该站在谁的一边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反之，像孔子那样不会站队，就算个人学术水平再高、再能打，最后也只能穷困潦倒而死。
根据上文，我们应该也能看出，意识形态与经济、军事之间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关系。
如何“站队”，决定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能动员多少经济、军事方面的资源，能动员哪方面的经济、军事资源。
满清说要“报君父之仇”，直接赢得了大部分汉族统治阶级的拥护。
各路反清势力为了跟满清争夺（汉族统治阶级的）“民心”——确切的说是争夺“民心”背后的经济、军事资源，也纷纷打出了“大明”的旗号。郑成功集团利用南明的招牌整合了中国东南沿海和江南地区的反清势力，大西军利用南明的招牌整合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各路反清势力。

波尔布特

第九十三节  澳洲善堂
琼州府城南面的“澳洲善堂”，在元老院的文件中正式称呼是“琼山县儿童福利院”，是澳宋政权在海南岛上设立的孤儿抚养、教育机构。像这样福利院，目前在海南岛上有十多处，养育着元老院从各种途径搜集来的几万名十四岁以下孤儿。
福利院内部分设“育婴堂”、“少年宫”、“青年团”三个机构。
“育婴堂”的工作重点是抚养七岁以下的孤儿。工作人员大多是归化民出身的保姆，同时福利院内部七岁以上的孤儿也会利用课余时间兼职带孩子。
“少年宫”的工作重点是教育、培训七至十四岁的孤儿。工作人员大多是芳草地或文理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归化民女教师。
“青年团”的工作重点是为十四岁以上、离开福利院的孤儿安排出路。例如送去文理学院进一步培训后分配给元老当生活秘书，送去艾贝贝元老那里当实习护士（注1），送去军政学校培训班洗脑后进入政治保卫局工作（注2），送去新道教那里当道童（注3），送去工业口元老那里当学徒等等。工作人员大多是芳草地行政班或文理学院的毕业生。
因为“戴元良强奸案”在琼山县城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很多土著对城南这座原本低调的“澳洲善堂”感兴趣起来，纷纷找归化民干部打听关于“澳洲善堂”的内情，或者来到“澳洲善堂”的外围窥探。
这些土著打探出来的情况，经过以讹传讹后，最后在琼山县形成了这样一个流言：“澳洲善堂其实是大宋的皇家行宫，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三千宫女”！
所谓的“三宫”，是指这里有三栋能从墙外看见的高大砖混建筑。这三栋建筑其实分别是福利院的办公楼（内设员工宿舍、员工食堂和医务室）、教学楼、仓库，都有三层楼高。因为远比一般的土著建筑规模宏大、形象壮丽，还非常“奢侈”的安装了铁门、玻璃窗，其中教学楼又常被归化民工作人员称为“少年宫”，所以就被土著误会是“宫殿”。
所谓的“六院”，是因为这里有六个陆续扩建起来的大院。其中一个大院安置办公楼、教学楼、仓库三大建筑，一个院区是七岁以上男性孤儿的宿舍区，剩下的四个大院是其他孤儿的住宿区。虽然大多数土著进不了福利院的大门，但这里有几个大院子还是能从外面看出来的。
所谓的“七十二妃”，是因为这里有七十多个年轻貌美、毕业于文理学院或芳草地的女干部、女教师。她们中有少数几个已经是元老的生活秘书，剩下的有近一半是被元老挑剩下的文理学院“落选妃子”，但大部分女干部、女教师都说自己是“首长的女人”，或者说自己将会是“首长的女人”，所以土著民间称她们是“七十二妃”。
所谓的“三千宫女”的流言，是因为住在这里的三千多孤儿中，绝大多数是女孩——这里的孤儿大多来源于海南岛东北部的弃婴或贫困家庭遗弃儿童，通常这类遗弃婴幼儿以女孩和患病、残疾的男孩为主，很少有家庭会遗弃健康的男孩，元老院目前也没能力将所有患病的幼儿救活，时间久了就造成孤儿院的孩子九成以上都是女孩了。土著听说福利院的女孩吃得好、穿得好又有书读、又教才艺，从“戴元良强奸案”的情况看又不像是对外售卖的“瘦马”，就觉得这些女孩是往“宫女”的方向培养。
同时，琼山县的元老们也因为“戴元良强奸案”发现了福利院的安保漏洞，专门安排了一个班的国民军士兵进驻福利院，以加强了安保。而“大宋官兵”（国民军）的进驻，又进一步“印证”了土著对儿童福利院是“大宋行宫”的猜测。
这天早上，被土著称为“大宋行宫”的琼山县儿童福利院，首先迎来了张岱主仆和贾同一行。
贾同告诉福利院的武装门卫，布特首长约他们今天在这里碰面谈话。门卫则告诉贾同，布特首长还未到福利院，所以其中一个国民军士兵出身的门卫先带着贾同等人进入福利院办公楼里的一处会客室等待。
在进入办公室之前，张岱在路上陆续看见多个身穿丝绸短裙、露胳膊、露腿的青少年女子，又远远看见不远处的教学楼里似乎有很多女孩子正在练习唱歌、跳舞，这让他想起了临高博览会文艺演出中所见到的“澳洲歌妓”，以及他听贾同说过的“戴元良强奸案”。
张岱心想：“难怪戴少爷觉得可以在这里乱来，这地方确实很像青楼，只是这种澳洲教坊司所管的乐户女孩，不是他可以染指的。”
对于这所“澳洲善堂”，张岱根据自己所知的有限信息和人生经验，很快就在心中得出跟戴元良父亲戴廷荣同样的结论——这里是专门为澳洲权贵提供“歌妓”、“通房丫环”、“姬妾”的“澳洲教坊司”。
为了证实自己的结论，等到进入会客室做好之后，张岱小声问贾同道：“贾大人，这澳洲善堂里那些容貌出众、穿着……穿着华美、能歌善舞的女孩子，将来是给澳洲首长做小的吗？”
贾同看着张岱的暧昧脸色，也笑着小声说到：“张先生你算猜对了一半，虽然不是所有的女孩，但确实会有一部分女孩将来会送去临高的文理学院深造，文理学院毕业后又会有一部分女孩有希望成为首长的生活秘书，也就是外面大家常说的通房丫环。不过张先生你就乱别打她们的主意了，小心别成了戴少爷第二。实在想要的话，你得先先去首长那边提亲，得到首长恩准后才能娶回家。这里的女孩子，如果成不了首长的女人，首长是拿她们当干女儿看待的，容不得她们在婆家受欺负。”
这两天来，张岱和贾同可谓相处愉快。张岱送了一些值钱的小礼物拉拢贾同，贾同一来收了张岱的礼物，二来考虑到张岱跟刘大霖进士和不少澳洲首长“关系密切”（既有张岱的自吹自擂，又有刘大霖家的车夫赵海作为“旁证”），也热心招待张岱并回答张岱的各种提问。
这次怂恿张岱“提亲”，其实也有一点自己的私心——他在工作中很早就勾搭上了一个福利院孤儿出身的女干部，但父亲不同意女方以正妻的身份进门，同时那女干部说自己是“元老养女”的身份，绝不肯给他当小老婆，所以贾同想让张岱替他“趟雷”。
如果张岱成功能成功纳福利院里的“元老养女”当妾侍，他就会以此为例想办法说服那个女干部给他当小老婆；如果张岱在这里“纳妾”失败，他就会以此为例向父亲证明他要娶的真是“元老养女”，而不是低贱的“澳洲乐户”，自己将来最低限度也会是元老的“丫姑爷”，可以让那个女干部当自己的正妻。
然而从小在脂粉堆里长大、早已“身经百战”的张岱，对这里的孤女却兴趣不高。
“向首长提亲就不必了，我就是随便问问。”张岱一边对贾同如此说，一边心想：“难怪上次那几位首长要我帮忙去江南找什么秦淮八艳，应当是琼州府的妓女、乐户功力不行，是以澳洲人想从江南找些名妓来这里当教习”。
过了约半小时，布特带着随从也来到会客室。
双方客套了几句后，张岱问起“干部服”公开售卖的问题，并以明代历史上假冒锦衣卫的案子为例，提出“庶民乱穿官服”有很大的社会治安隐患。
对于“干部服”公开售卖的问题，布特告诉张岱，公开售卖的“干部服”不是“公服”，而是元老院企业干部和“白领”的工作服，也就是工坊工头和商号管事的“号衣”。当然，这些企业干部的制服和目前公务员的制服确实有点相似，那些不常见到“短毛”尤其是从未见过元老院企业干部的乡民、乡绅确实不容易分清，难免引发“公服公开售卖”的误会。
此外，元老院的某些官吏，会把自己不穿的旧制服送给家属、亲戚穿。因为大宋的不少官吏出身贫寒，除了元老院发给他们的制服，并无多少像样的衣服，又要讲廉政，对于自己那些缺衣服穿的家属、亲戚，也只能通过送旧制服的方式进行接济，所以确实有非公务员穿“公服”的现象。
不过大宋认证官吏的身份，靠的不是衣服，而是贴有大头照的工作证，以目前土著的技术水平，几乎不可能仿制。
谈到这个的时候，布特对张岱说道：“张先生，篡明那边官吏和锦衣卫，也不是光看官服吧？不是应该以告身、腰牌为准吗？”
布特拿出自己的证件给张岱看，继续说道：“这是我的证件，类似篡明那边的告身和腰牌。虽然篡明那边的告身也会说为官者的大致样貌，但光凭‘面白无须’之类的寥寥数语，想要假冒并不太难，哪有我大宋的证件好用。你觉得有人能靠我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和细致展现我样貌的证件冒充我吗？这尘世间，除了我大宋的能工巧匠，又有何人可制作这种证件？”

注1：详情参阅《临高启明》正文第三卷第93节《人体解剖》
注2：详情参阅《临高启明》正文第三卷第357节《陆橙一家》
注3：详情参阅《临高启明》正文第四卷第12节《突破》

这随便

所以布教授的意思是，啥都是“儒”？所以才有以儒施教。那对于下一代又应该如何教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