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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28 01: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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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八寨风云(2)
这些问题,对梁达而言,并不难回答,相反,何群芳关于诗词方面的问题其实不好回答,现代人熟悉的唐宋诗词名篇名句和明代人并无区别,没有明显的代差优势,如果让现场作诗填词的话,更要一败涂地的。不过,又不是每个主题都需要公开解释,他有的是选择权,趁着今天时间合适,他选择了一个相对容易的主题,开始了他的布道。
“伪明读书人关于百工和圣人之言孰轻孰重的观点,本质上是指技术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或者说学问,包括儒生们所说的圣人之言,需要靠“字”来表达出来。传说中,字是由仓颉造出来的,事实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最早的汉字,是商朝人刻在占卜用的龟甲上的,称之为甲骨文,但甲骨文还没形成统一的书写方式,某个字有很多种。到了周朝的时候,汉字是刻在青铜器皿上面,称之为钟鼎文,也有刻在石鼓上面的,称之为石鼓文,统称为金文。……。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苏轼见到石鼓文后非常高兴,都写下了《石鼓歌》流传至今,但是他们都没有见过甲骨文。……。甲骨文和金文一个是刻在龟甲上,一个是刻在青铜器皿上,这两样东西可非常贵,因此,那个时候只有极少数人能读得起书,在座的诸位,哪怕是本元老,都不是皇亲国戚,若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没有机会领教什么“圣人之言”了。
到了先秦时期,写字变成在竹简上写了,竹简比龟甲、青铜便宜多了,很多人都用得起,读书人多起了起来,才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时期。但是,竹简这玩意,还是很重,搬书是个气力活,所以才有“汗牛充栋”这个成语。而且保存不容易,竹片容易坏,穿竹简的丝线也容易断,所以才有“韦编三绝”的典故。用竹简书写,写错了,先要用小刀刮掉,才能重新写。所以,汉代时候,书办们腰间挂着一枚小刀,发簪上插着一根毛笔,世人就称呼他们为“刀笔吏”。
与竹简同时代的书写载体,还有娟、帛这些丝织品和羊皮等皮革制品,想一想就知道,这么贵重的东西,用来写字的话,只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才行。
而到了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这可是一个大大的技术进步,它使得纸张的生产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成为日常的书写载体,把纸张订到一起,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书籍。但在早期,纸张虽然比竹简好,生产起来也不容易,数量并不像今天那么丰富,所以晋代左思写成《三都赋》后,洛阳人竞相买纸抄写,就引起纸价上涨,“洛阳纸贵”这个成语说的就是这个典故。大家想一下,现在不用说临高了,就在我们迁江,纸张都非常便宜,要多少有多少,要想买纸买成“洛阳纸贵”是很难的。而且,那时候,人们还没有发明印刷术,想看《三都赋》这样的文章,是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写的,这样,人工费可是不小的开支。因此,那时候除了上品士族,普通人想要读书,仍然是很难的。
到了隋唐时期,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印刷术,最开始是把字刻在雕版上,然后再印刷,虽然很麻烦,但雕版可以反复使用,书籍印刷效率很高,平均下来,每本书的成本就降低了,所以,隋唐之后,寒门庶族甚至普通百姓才有可能读得起书,隋唐也因此涌现出大量的诗人。
到了北宋时期,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同时,也发明了宋体字,使得北宋时候书籍就更加便宜了,我们还能看到隋唐时候的佛经和北宋的书。……。北宋的印刷技术提高,使印一本书比以隋唐以前更加容易了,但相比之下,其实也不算很廉价,比如说,我们这位区大人,以他在伪明的俸禄,想把自个的文稿付梓,不攒上十来年,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伪明,读书认字仍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仍然只是少数人的事,绝大部分老百姓,还都是文盲。
都说我们澳宋重视百工。其他不说,先说纸这一块,我们的纸张非常便宜,再说我们的印刷技术,印几本书花不了几个钱,所以我们的书籍更加便宜,在座各位,哪怕是外边的贩夫走卒,都能买得起。比如说我们这个图书馆,虽说刚建立,但是各种书籍也近万种,不用说整个广西,在江浙富庶一带,也是少有的。我们的图书馆,也是向普通老百姓开放的。
因此,澳宋治下,因为我们的造纸术更好,印刷术更好,我们的书籍更便宜,有更多的人读得起书,更多人能聆听所谓的“圣人之言”。在澳洲,我们已经能做到接近100%的成人识字率,也就说,澳洲成年人几乎人人都能读懂“圣人之言”。……。说这么多,就是要说明,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提升是相互促进的,只有技术水平提高了,学习的成本才会降下来,才会让更多的人读得起书,领悟圣人之言。……。伪明和以前的朝代不重视技术,使得大部分人读不起书,读书成为少部分人的事,在我们看来,这是以愚黔首,是极其反动的。
……
首长的讲座通俗易懂,各种典故信手拈来,令人入迷。讲座的形式也十分随意,所有人或围着桌子坐,或直接坐在地板上,首长站在中间,一边走一边说,全然没有私塾里那般死板,说到“刀笔吏”这个典故时,还让莫雨站起来做示范,先用一支笔比划着插在她的发髻上,在用一把小刀比划着挂在她腰间,这下,所有人都知道刀笔吏是个什么样子了。当然,说到甲骨文,连区正龙这样的进士都没有听说过,十分诧异,“甲骨文是我们抵达澳洲之后,整理大宋皇家内档时才发现的,当然,将来我们光复河南,到殷墟故地就能挖出来。”首长回答到。
梁达的讲座,是迁江城这几天最好的夏夜休闲了,听众除了归化民,还有西门墟和周边的土著,当然,场地小,入门券并不多,最终能站在跟前听首长说话的,都是些经政保部门审查的人,包括柳掌柜夫妇俩。讲座的主题五花八门,但是大家最感兴趣的,是首长如何看待广西的“猺乱”。迁江西边紧邻八寨,东边离大藤峡也不远,伪明时期,这两个地方可是常年生乱,平了又乱,乱了又平,无数重臣名将也走马灯似的登场,连大名鼎鼎的新建伯王守仁都来过,结果依旧如故,大家都想知道首长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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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西的猺乱,从起成因上看,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是生计问题,瑶人不是广西的土著民族,他们是上古九黎之一,原本居住在中原,此后逐渐南迁的,到伪明的时候分布在两粤地区。从生产方式上看,汉人、僮人和瑶人其实都是农耕民族,农耕就需要土地,没有土地就种不出粮食,人就活不下去。但瑤人是后到两粤的,两粤土地本来就不多,好田好地早就被僮人、汉人占了,瑤人只能住到山里去,山里没有地,他们的生计就成了问题,古话说得好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没有了生计,只能铤而走险了。因此,不管历代官府如何镇压,没过多久,瑤人就会下山作乱,根源就在这里。……。就像北方塞外的游牧民族,从匈奴,到鲜卑、柔然,到突厥,到契丹,再到如今的蒙古,汉人朝廷一次次打败他们,旧的游牧部落被打败了,新的部落又跑到漠北草原来,等他们壮大了,就又开始南侵。就想割韭菜一样,割了又生,生了又割,一茬一茬的,循环反复。根本原因就是,游牧部落的生产方式和中原的不一样,游牧的生产方式又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等到草原上养不了那么多人,或者遇到雪灾什么的,他们只能南下抢吃的。……。这是客观的结论,无关于对错,无关于立场。……。刚才说过,人是杀不光的,哪怕把人杀光了,其他人跑到这个地方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繁衍,新人就会长大,但他们只能延续旧有生产方式,问题就会重新出现。……。因此,我们认为,单纯的镇压和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根本,是让瑤人有活路,有生计,。而农耕这种生产方式依赖于土地,土地就那么多,是不会增加的,也就是说,农耕这种上产方式,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就业人口,注定有很多人没有饭吃。……。唯一的方法,要改变他们原有的生产方式,或者把他们纳入到一个更大的生产方式之下,成为这个生产体系的一部分才行,具体的说,就是改变瑤人的原始农耕生产方式,变成我们澳宋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一部分。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下,绝大部分人口将主要在工业领域和服务业领域就业,而工业生产,就是生产出老百姓所需要的产品来,如锅碗瓢盆,胭脂水粉,镜子纸张,河中跑的蒸汽船,陆地跑的汽车,还有很多很多,这个是没有上限的。届时,平地的汉人、僮人、山上的瑤人、苗人都可以在元老院的工厂里面还找到工作,都可以有吃有喝,自然就没有人去作乱造反了。……。
其次,猺乱的一个诱因,就是历代官府的民族歧视政策,他们看不起瑤人,一方面想要瑤人老老实实的当顺民,另一方面,又通过垄断食盐、铁器等基本生活用品来盘剥瑤人,……,甚至还直接抢劫瑤人。……。大家知道,我们澳宋是提倡各族平等的,我们不搞三六九等,汉人、僮人、瑤人乃至其他的所有族群,都一视同仁,这是我们一项基本原则,……。
伪明时期广西的猺乱频繁,从伪明施政角度看,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两粤地方官员素质低下。究其原因,伪明立国之初,朱元璋就把两广作为惩戒不称职的官员的地方,也就是说,谁干得不好了,就踢到广西、广东边远地区当官,导致了两广地区除了成为流放官员与劣官任事之地外,州县正官的任用也多以年老的监生任之。伪明朝廷其实也知道这个事,例如,弘治年间,监察御史万祥就提出,要两广府州县正官,必选进士举人任之,但吏部回复说,全部用进士、举人接任有困难。整个伪明时期,朝廷都没有办法有效提升两广地方官员的素质。大家想一想,一群蠢人治理之下,老百姓能有好果子吃吗?
其次,是官军的腐败。广西伪明卫所官军纪律很差,在军事行动中,时常杀掠以邀功,反而激起更大的动乱。这在伪明各代皇帝的实录中都有记载。哪怕是伪明朝廷派遣的广西总兵官,也常有贪污、勒索钱财、强夺民居,挟娶女妇与滥杀无辜等种种恶习。明人丘浚自己都说,由于总兵官的滥杀,使居民无所依靠,最后被迫无奈从贼,结果使两广贼寇不减反增。
还有一点,伪明极端反动落后的赋税制度,则使得伪明官府没有钱粮平定广西的猺乱。伪明财政制度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统一的收支统筹制度,而是实行某个具体收入对应某个具体支出,比如说,某个县的钱粮供给某个卫所的支出,某项税负供给某项费用的支出,……。大明虽然统一了天下,但朱元璋定下的这种财政体制,各省府县自负盈亏,一县之内各种事项自行平衡,根本无法集中力量应对突发危机,从财政角度看,其实是把全国分裂为各不相同的区域、单位进行统治,……,一旦有敌对势力打到大明疆域之内,他们所面对的其实只是一个个分散的,实力有限的省、府、县而已,不用太多的兵力,一支精干的机动部队完全可以从西打到东,从北打到南。……。现在看,流贼有这个本事,东虏也有这个实力,大明将来必定会亡于这两者。当然,我们澳宋伏波军去打,更加不费吹灰之力,但这样干不符合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要的是全天下百姓的觉醒和安康富足,不是当皇帝求一家一姓的富贵。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跟流贼、东虏不是一路人,当然,跟伪明也不是一路人。……。
就广西而言,广西全部府州县的钱粮加起来,夏税秋粮米才有407,586石5斗6升左右,条鞭银才有165,221两9钱6分左右(注1),这个数只有同期江南苏州府的三到四成多,并不宽裕,而且,这些数字是各府州县数字的加总,各府州县左手收到的钱粮,右手又花出去了,只有少部分上解,省里其实没有什么钱的。伪明广西官府平定猺乱的钱粮,主要靠盐税。
洪武初年,明朝政府解决广西地方军事财政的办法,与其它边疆地方一样,实行开中法。其具体的做法是,明政府将盐从广东盐场运至广西桂林,然后招商纳粮。凡纳粮的商人,都可获盐为回报,随后可将盐运往指定区域销售。
明初,广西地方的军事财政基本上是通过这一体制来维持的。但正统以后,开中法日趋败坏。商人对于开中纳粮的热情不断低落,由此导致广西地方政府的财政经常是“帑藏殚虚”。为此,明政府只能通过减少每引盐开中纳粮的额数以吸引盐商纳粮食以解决广西的军饷问题。但此举收效甚微,无法解决广西“边储不给”的局面。
造成官盐滞销的主要原因在于私盐的盛行。贩卖私盐的人,有商人,但最主要的却是广西的地方官员和土司。他们当中,职位最高的有广西总兵挂征蛮将军印的安远侯柳溥和他的儿子,甚至还有靖江王府。
到了天顺五年(1461年),时任两广叶盛为了解决军事财政紧张的问题,一方面请求对开中纳粮到广西的商人给予冠带,籍此确保军饷的供应。另一方面,请求朝廷批准将“例不出境”的粤盐出境贩卖至广西与江西南部。在广西的具体做法是,广东商人只要在梧州每引盐纳米二斗,就可以随意销往广西各地。这实际上废除了开中法,叶盛的目的是,希望通过鼓励商人越境贩盐,用纳过税的商人 “私盐”对抗土官与广西官员的私盐,以此取得足够的军饷。韩雍任两广总督之后,继承了叶盛的做法,继续推行这个措施,当时两广军事财政还是比较充裕的。
但叶盛与韩雍的盐法改革,打破了土官与广西官员所垄断的食盐市场,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广西地方官员们就找理由诽谤和攻击这些搞改革的官员,叶盛、韩雍以及其他两广总督被诽谤攻击而致仕了,这些盐税制度也逐渐废除了。
明弘治五年( 1492),时任户部尚书叶淇改革盐法,改边方纳粮制(即开中制)为运司折银制。让商人可以缴纳数倍的银两至银运司,向官府换取盐引,然后由太仓统一向边境运输粮食。商人不必再舟车劳顿、不远千里地将粮食运到边境以换取盐引,只需向运司折纳银两就可以获得盐引,“报中”的积极性极大提高。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前面说了,伪明政府没有建立起统一的财政体制,也没有建立统一的物流体系,这个改革,导致边疆地区缺少粮食等物资,而官府的饷银拨付时层层雁过拔毛,到了前方所剩无几,即便银子到了边疆地区,却没有什么可买的,银子不值钱,按照经济学术语,这就产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使得伪明陷入了军费越涨越高的恶性循环中。
后来,伪明两广总督府能够调用的军费,每年大概有10万-12万两左右,其中梧州盐税2万两,梧州的杂货税12991 兩左右,梧州本地的田粮3万两,广东南雄太平桥商税2.5-4万两。而支出方面,41956.69两花在梧州府本地的驻军人头费上,49282.25两花在梧州之外其他各府驻军的人头费上面,这么说,宾州的堡兵们都能分到1466.6两。大家都知道,这些旗军、堡兵、目兵、打手们的战斗力是十分低下,也就吓唬老百姓而已,上阵杀敌都不行。再则,整个广西总督的军事财政费用,剩下的不到1万多两银子,还不够那些官儿们中饱私囊的,伪明哪还有钱粮去平乱呢?(注2)……。
至于我们大宋,大家都知道,虽然我们也搞食盐专卖,主要目的是控制食盐质量。我们食盐售价很低的,这里面赚不了几个钱,我们可不靠盐税过日子。但我们控制了食盐的销售之后,伪明原有的豪强劣绅、土司们就没钱赚了,他们想招兵买马、为非作歹就没那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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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该数字来源为《广西通志》(明万历27年刊刻)卷17(户口)、卷18(田赋)中的相关数据加总,其中田赋数为万历24年数据。
注2:明代广西盐法及军事开支的资料,参考了如下论文:
(1)麦思杰着:《“瑶乱 "与 明代 广西销盐制度变迁》,《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 2期
(2)李晓龙:《市场流动与盐政运作: 明代两广盐业布局的重构过程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3)覃廷欢:《明代广西盐法刍议》
(4)李幸著:《破旧与立新——叶淇变法诘难背后的明代盐业经济》,《盐业史研究》 2019 年 1 期。
(5)台湾国立中央大学陈家副硕士论文:《明代两广总督兵源与饷源之研究》(中华民国九十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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