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发表于 2026-1-26 16:28:0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邓子睿 于 2026-1-27 10:52 编辑
关于邓敏的主义和行动问题,可以看看这个内容。
无论一个人理论修养如何,这与他的现实行为只能是一种间接的关系，而不能直接相等，没有谁能做到完全的理论外部化而不产生任何瑕疵与言行不符。但是，在一次次事件中，不去理性的推进事件，而是任由自己的爱欲不分敌我的宣泄，这种由个人爱欲主导的倾向不会毁掉这个人,而是会毁掉
一个组织的未来。
尤其对于革命组织的领导者而言,如果组织的中心是一个个人主义极强的机会主义者，那么这个组织
会很好的中心化起来吗?绝无可能，这条道路已经被无数革命家证明了,如果革命组织能有力量，充满战斗力,一定是因为它的组织成员严于律己，恪守原则，纪律严明，而能够把这群富有战斗力的人组织起来的组织者，只会更丰富的拥有这些品质。
假的革命领袖，组织永远中心化不了。 很多右派学者研究近代史，总是过度纠结于宫廷政治与上位者的性格与喜好，忽略更深层次的路线斗争问题，总是倒果为因。我们知道，教员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仅要同强大的敌人做斗争，还要同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做斗争。
每一次机会主义路线，都会给革命造成失败。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过惨重的损失。正如教员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的、平安的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他要同"左"倾机会主义做斗争；另一方面，他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做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他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那么，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能不能简单地概括成为"多次反教员"的历史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首先弄清楚：革命斗争中为什么会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1965年，教员的晚年，教员重新阅读自己在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一份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并写下了两段批注。在第二段批注中，教员写道："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他的支配，使自己成为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
教员在这段批注中还写道："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就是说，我们不了解的客观现实就表现为必然性，等我们了解了、掌握了它，我们就自由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这也就是说，在革命斗争中犯"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必然的、难免的。之所以会犯这些错误，是因为盲目性，也就是说，是对革命的规律性了解不够，所以才有盲目性。要克服盲目性怎么办呢？就要针对具体情况加强调查研究。
诚然，教员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经常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是多次同错误路线做斗争的。但是教员为什么能够达到那样的高度呢？曾经有人问过教员：教员是怎样在艰苦的环境中做到以弱胜强，最终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教员的回答是：靠总结经验，吃饭；总结经验，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这就是教员留给我们的法宝。
今天的进步青年，如果不去学习教员留下的这一法宝，却把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概括为"反教员"与"不反教员"的问题，那就会陷入一种思维定式：就是坐等一位像教员那样的天才——这位天才的认识完美无缺，然后由这位天才针对我们面临的问题给出各种现成的正确答案。我们的任务仅仅在于保证我们不反对这位天才。如果我们反对了天才，那就会导致恶果；如果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只要不反对天才就可以了。
其实，这种思维定式是错误的。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不符合人的认识发展规律。教员1965年在重新阅读《长冈乡调查》时写下的批注中还有这样一句话。教员写道："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的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就是说，我们不能坐等像教员那样认识完美无缺的天才，而是要学习教员那样善于总结经验、潜心调查研究，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再说了，教员难道是在每一件事上从一开始就绝对正确吗？恰恰不是。例如，我们知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教员非常重视当时的中国农村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但是，教员曾经说过，一开始他自己并没有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他曾经说过：大革命时期，恽代英同志写信给教员说，我们可以学习陶行知先生到乡村里搞一搞。教员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教员当时没有顾到另一面。但后来，教员从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很快就转到乡村，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很多人把陈独秀反对教员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党内多次反教员"的其中一次。好像教员对当时农民运动的重视，不是从革命实践中得来的，而是教员头脑中固有的。教员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著作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吗？都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在这篇著作中，教员还说："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现在我们某些"左派"，正是教员所批评的那样。他们不知道人的正确认识从何而来，他们实际上赞成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他们表面上是在弘扬教员，其实是要把教员变成一个偶然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偶像。这样的思想方法，就等于把教员孤立起来了。
这样的思想方法，是严重违背教员的一贯思想和一贯教导的。另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一般来说，都是在革命方法上的分歧。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以及张国焘后来投降了国民党反动派，而像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三次"左倾"路线，其出发点还是要革命的，要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只不过在革命的方法、道路、手段上犯了严重错误。从这一点来看，并不能说他们就是"反教员"。这同后来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同那些从根本上反对教员路线的人，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总之，我们今天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绝不能散布一种"懒汉思想"——好像中国革命都是靠教员现成的思想，而不是靠艰苦探索而来的。这种导向与教员的思想方法是完全对立的。1962年，教员在"七千人大会"上谈到人的认识规律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到了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的。"教员说："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
目前，有很多进步青年在热情地学习马列主义、教员思想，在热情地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时候，如果有些人把中国革命的历史简单地概括为"党内多次反教员"的过程，那完全是从表面现象看问题。这样的概括，在思想方法上会对青年人产生严重的误导。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针对这种思想方法提出严肃的批评。如果还有人以"拥毛"自居，企图为这种愚蠢的思想方法进行辩解，我们就只能认为这种人可能另有目的，可能是出于"行左实右"的目的。按照他们这样一种思想方法，不可能培养出21世纪的教员，而只能培养出21世纪的王明，甚至培养出21世纪的张国焘。
我们青年朋友要牢记教员对我们的期望。教员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呢？就是要研究教员思想的形成过程，从中学到教员的思想方法，然后从我们今天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强调查研究，进而运用马列主义、教员思想去解决我们今天的新问题。教员生前曾经说过：背诵马列主义的书本和词句不算马列主义理论家，真正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要能够应用马列主义。教员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
我们今天的进步青年们，对待教员和教员思想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那种把教员和教员思想绝对化、变成一种僵化的、不可学习的偶像，那样一种宣传导向，以及那种导向所隐含的思想方法，是绝对应该进行揭露并进行批评的。
关于左和右与实事求是的问题
极左和极右在思想根子上是亲兄弟。你是不是也烦透了，网上什么话题最后都能吵成"左"和"右"的标签大战？你说要公平，他说你"左棍"；他说要效率，你骂他"右狗"。帽子满天飞，道理没人听，只剩一肚子气。我们到底在吵什么？这些让人上头的极左极右真能帮我们看清问题吗？还是说他们本身就是一团迷雾，让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远？
现在咱们不下场对骂，不选边站队，我只想和你一起做一件特别简单却可能让你豁然开朗的事：回到最初，看看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场立场辩论，而是一次思维诊断——诊断我们为什么总会陷入无效争吵，以及如何拥有一种一眼看穿本质的清醒。钥匙就在毛主席说过的一个比方里，生动得让人拍案叫绝。
他说：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这就像妇女生娃娃，孩子才七个月你就硬要压出来，这就是"左"了——太急；可到了九个月甚至更久，瓜熟蒂落了，你还不准她出来，这就是"右"了——太慢。你听听这个比喻的精髓在哪里？他瞬间就抓住了那个最核心却又最常被我们忽略的东西，也就是客观规律。
孩子怀多久能生，是你我的心情能决定的吗？是医院的规定能随便改的吗？都不是。它由生命生长的客观规律决定。尊重这个规律就是正好，不尊重——无论你是太早还是太晚——都是胡闹，都要出大事。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要达成的共识是：抛开所有复杂的政治外衣，从思维的根本上讲，"左"和"右"描述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身份，而是你的想法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你的想法、你主张的做法跑在了客观条件允许的前面，脱离了实际的土壤，这就是"左"，是冒进，是激进。反过来，现实情况已经发展了，前路出现了，你的想法却还死死抱着旧摊子不肯往前走，甚至拦着不让走，这就是"右"，是保守，是落后。那么"极左"和"极右"呢？无非是把这种脱离推到了极端。
"极左"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妄想，是那个非要七个月接生的莽夫；"极右"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是那个死活不准婴儿出生的老古板。这里请你务必听清一个关键点：在毛主席的这个比喻里，在科学的思想方法里，"左"和"右"本身首先不是坏标签，而是错描述。它们描述的是两种病症：发烧和胃寒。你能说发烧就比胃寒更光荣吗？不能。他们都是身体机能失调的表现，都会要命。"极左"和"极右"本质上是一体两面，是同一种病的两种症状，这个病的名字就叫主观脱离客观，就叫不尊重客观规律，它们的危害同样巨大。
好了，道理似乎很简单，可问题马上就来了：既然都是病，为什么我们还会吵得不可开交？为什么"尊重客观规律"这句话我们都懂，却还总是栽进"左"或"右"的坑里？原因恰恰在于，那个客观规律他不会自己跳出来说话，他藏在万千现象背后，需要我们去探索、去认识。而认识规律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之一。正因为难，才让"实事求是"这四个字重如千钧。也正是因为这个"难"，历史上才上演了一幕幕让人深思的戏剧。它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规律：一个在某个问题上表现"极左"的人，常常会在另一个问题上滑向"极右"。这听起来矛盾，却是一把理解无数现实争论的钥匙。
为什么同一个人会从"极左"变成"极右"？要看清这个谜题，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现场，因为历史就是一堂最生动的思想实验课。我们今天在纸上谈兵的所有道理，都在历史上用巨大的代价真实地演练过。最经典的案例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路线"。你看他的做法是教科书式的"极左"。当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业工人少，敌人力量强。革命的客观规律决定，我们正处在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力量的阶段，就像孩子怀胎才七八个月，需要耐心孕育。但"王明路线"怎么干？
在政策上，他们搞"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等于把本可争取或中立的力量一把推开。更关键的是，他们把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有抗日倾向的国民党内部势力，统统打成最危险的敌人，拒绝联合。这就像一个体弱的人，不仅不交朋友，反而对每个可能帮自己的人都拳打脚踢。在军事上，他们"高烧不退"，认为红军已经能占领中心城市了，看不起农村游击战。结果呢？结果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惨败，红军被迫长征。这就是"极左"不顾客观条件的蛮干，把"团结大多数"这本经彻底念歪了。他的根源是什么？是思想上的懒汉。他们不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矛盾，把苏联的本本和马列的词句当成包治百病的药方。他们的"坚定"和"激情"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
好，这是"极左"。但惊人的一幕来了：抗战全面爆发后，需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主张却来了个180度急转弯。他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实质上就是要我们党放弃独立自主，一切听蒋介石国民党的。在战略上，他又轻视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幻想靠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速胜。你看，从"打倒一切"的"极左"瞬间滑到"服从一切"的"极右"。以前是"天老大，我老二"，现在是"我啥都不行，全靠你了"。
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从未改变：他们的思想依然悬在空中，从未真正踏上中国国情的实地。过去是脱离实际的"左"，现在是同样脱离实际的"右"。驱动他们行动的，不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的深刻调研，不是对矛盾变化的切实分析，而是脑子里僵化的教条和随风摇摆的主观想象。他们没有"实事求是"这个思想之锚，所以只能在"左"和"右"两个极端之间被风浪打得来回翻滚。
所以历史给我们上了一堂铁一般的辩证法课："极左"和"极右"在思想根子上是亲兄弟，他们的共同父亲叫主观主义，叫脱离实际。一个不愿费力调查研究、总想用现成公式套用复杂现实的人，他今天就可能因头脑发热而"左倾"冒险，明天就可能因挫折恐慌而"右倾"投降。他的忽左忽右，恰恰证明了他的主观世界从未与客观世界真正接轨。这才是最值得我们今天警惕的"思想懒汉病"。
这种病不只会发生在历史人物身上，它渗透在我们的工作、投资甚至教育孩子里。当我们不深入了解情况，就照搬所谓"成功经验"猛干，这是不是一种"左"？当我们面对新变化，不敢越雷池一步，死死抱着老办法，这是不是一种"右"？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回头看看网上那些"左右"标签大战，就会有全新的视角。很多争论根本不是路线之争，而是对"客观实际到底是什么"的认知之争。你说孩子七个月，他说已满九个月——你们用的是同一把"左右"尺子，但测量的基准点根本不同。这种争吵注定是鸡同鸭讲。
那怎么办？难道就没有办法走出这个死循环吗？有，而且这个方法就藏在我们刚刚剖析的历史教训里。它要求我们做一个关键的观念转变：从执着于争论"是左还是右"，转向全力去探究"是对还是错"。这个转变就是从"站队思维"升级到"求真思维"的钥匙，就是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教给我们的核心心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当双方为"左"还是"右"争得面红耳赤时，最聪明的做法是跳出这个语义陷阱。我们不再问"你的观点是左是右"，而是问"你判断的依据来自哪里？是书本，是想象，还是对现实扎实的调查？"接下来，我们更要问："你主张的办法敢不敢交给实践去检验，让事实来说话？"
历史已经给出答案："王明路线"的"左倾"错误不是辩论赢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惨败的血淋淋的事实纠正的。一切脱离实际的空想，无论穿着"左"还是"右"的外衣，最终都会在实践的"铁墙"上撞得粉碎。现实同样如此：面对一个经济政策、一场社会讨论，如果我们陷在"左右"对骂里，永远没有结果。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实践的天平上，问题就清晰了——看它执行后是让社会更有活力、让大多数人的生活更好了，还是带来了混乱和停滞；看一个建议是解决了真问题，还是只制造了新麻烦。让时间、让结果、让人民生活的真实变化来当这个最终的裁判。
实践这位裁判或许不会立刻吹哨，但他最为铁面无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力量：他不承认任何天生的权威，只相信从客观实际中产生、又能被客观实际所证明的道理。读《毛选》，读《实践论》《矛盾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获得这套强大的"思想免疫力"。他不能让你未卜先知，但能让你拥有一套方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和观点中保持一份求真的清醒。你会本能地去想：他说的情况是局部还是整体？他用的那个激动人心的词背后对应的具体事实是什么？这个方案的提出是分析了主要矛盾，还是拍脑袋的灵感？
你看，我们今天把"左""右"这两个概念掰开揉碎，不正是在亲身演练一遍《毛选》中最核心的方法论吗？我们像做调查一样回到历史现场去分析"王明路线"这个病例；我们运用矛盾分析看到"极左"与"极右"背后共同的病根；我们最终开出"实践检验"这个药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最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
那么这套心法能怎么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呢？我结合自己的体会，给你分享三条特别具体、人人可用的"微行动"：
第一，遇事启动"调查程序"而非"站队程序"。 下次再看到让你热血沸腾或深恶痛绝的观点，别急着点赞或开骂，在心里给自己按个暂停键，启动"辩证唯物式的思维"：他的论据是孤证还是普例？他描绘的图景和我看到、感受到的现实有多大重合？这个反常识的洞察是真正的深刻，还是故作惊人之语？多问几个"事实是什么"，你就能避开大部分的情绪陷阱。
第二，决策时为"主观愿望"配上"客观条件"的说明书。 我们每个人都会给自己定目标、做计划，这很好。但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只有"我要什么"的激情，缺乏"我凭什么能要"的冷静分析——这就是个人生活中的"左倾"。真正的计划应该像一份严谨的调查报告：既要写下宏伟目标，更要清清楚楚地列出"我目前拥有什么条件"——资金、能力、人脉、时间；还缺什么条件；其中哪些是可以通过努力创造的，哪些是必须承认和接受的限制。把你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并排放在纸上，你会立刻冷静下来，找到那条真正能走通的路。这就是"实事求是"在你个人发展中的直接应用。
第三，评价他人时，慎用"左右大棒"，多用"对错标尺"。 这不仅能让你的人际关系更清爽，更能训练你的思维深度。当你忍不住想评价一个人"太左"或"太右"时，试着把这个标签翻译一下：他是不是把局部当整体了？他是不是用未来才能实现的标准来要求当下了？他是不是无视已经变化的情况，还在用老办法？当你用具体的是非对错来分析，而不是用笼统的立场来定性，你看人会更准，思考也会更深入。
说到底，"左"和"右"是别人给你的帽子，而"对"和"错"是自己可以求证的答案。前者让你陷入永无宁日的争论，后者才能带你走向解决问题的行动。
最后，让我们回到那个关于"生孩子"的比喻。毛主席用最朴素的劳动人民的智慧告诉我们：万事万物都有其客观的规律，尊重他、顺应他，我们才能成功；违背他，无论是太急还是太慢，都会受到惩罚。我想，如果主席能看到今天我们对"左右"的讨论，他或许会微微一笑。他关心的从来不是我们给自己或别人贴上了什么标签，而是我们是否掌握了"实事求是"这个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他留给我们的不是一堆需要背诵的结论，而是一套永不过时的、强大的思想罗盘。
在这个信息爆炸、观点纷杂、人人都容易焦虑和迷失的时代，这套思想罗盘显得尤为珍贵。它不能保证你永远不迷路，但能保证你永远知道如何去寻找方向。它让你在喧嚣中保持定力，在浮躁中学会深耕，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有勇气去调查、有智慧去分析、有耐心去等待实践的答案。这或许就是我们从这段历史公案中能汲取的最宝贵的力量——不是站队的激情，而是求真的勇气；不是争吵的武器，而是思考的工具。但是这套思维工具归根结底还是服务于具体的立场与个人的。马克思主义者立场、底线与根本出发点不能用“实事求是”的借口来浑水摸鱼。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们身处于客观世界之中，对于世界的认识只是管中窥豹，盲人摸象，意识只是客观世界的能动映射。
|
|
楼主: gaocaisheng
[复制链接]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