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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7 16: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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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landa 于 2024-7-23 17:50 编辑
第二十九章 八寨风云（8）
“首长这次是要哪儿去啊？”麦夫人问道。陈年老病，治好不易，麦夫人便趁此在北泗多逗留了几天，当然，她也想趁机看看这澳洲人如何行事，几天下来，和梁达等人熟络了不少。从澳洲人的安排看，北泗显然不是他们此行的终点，而且北泗紧邻忻城，这不得不让人多心。
“我想去一趟八寨！夫人有向导的话，也可以推荐一下！” 麦夫人一行住营寨里，没有电台，没有手机，更没有QQ、微信、脸书之类的玩意，消息根本传递不出去，梁达自然能畅所欲言以展示其大度。
所谓八寨，指迁江西部、都泥江（红水河）以南的大山中的八个大寨子，合称“八寨”，其地东临柳州府迁江县、南邻柳州府上林县、西邻思恩府古零、白山两个土巡检司，北隔都泥江（红水河）与庆远府忻城土县相望。都泥江巨浪滔天，东、南、西三面崇山峻岭延绵不绝，把八寨围得像个世外桃源，这里居住着不服王化的壮、瑶等化外之民，当然，也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逃难而来的汉人。
事实上，八寨到底包括哪八个寨子？在旧时空，从明末开始就已是一笔糊涂账了。按照嘉靖年间镇压八寨起义的明军将领，例如张任、王守仁等人的奏章、战报，“八寨”指思吉、周安、古蓬、古卯、罗墨、古钵、剥丁、都者（注1）等八个寨子。万历二十三年成书的《宾州志》里，八寨增加了龙哈、咘咳二寨，变成了十寨，到了万历末年，瞿九思编撰《万历武功录》时，八寨变成了思吉、周安、罗洪、古卯、罗墨、古钵、古蓬、都者。到了崇祯十年（1637年），徐霞客从上林三里启程途径八寨抵达庆远府，在其笔记中记到，八寨系罗洪、古卯、古钵、都者、寨垒、那良、何罗、剥丁。由于瞿九思本人并没有到过广西，而明朝哪些写意山水画般的舆图，极易把人带到沟里，其描述的八寨名称，多不被后世学者认可，而徐霞客，很多人认为他只是途径八寨，了解不深，主流观点还是采用张任、王守仁等明军将领的说法。
但梁达认为，张任、王守仁等人口中的八寨名称，自然没错，毕竟他们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不可能连目标都搞不清楚，但他们口中的八寨，是鼎盛时期的八寨，而不是每一个具体历史时期的八寨。八寨起义前后持续了二百多年，多次被官府镇压，很多寨子被反复破坏、焚毁，而后重建，在战争中被证明为不利于防守的地方势必要放弃。另外，壮人崇信鬼神，一个地方死人太多会被认为不吉，大明官府镇压手段又十分野蛮，很多时候是整寨、整屯的屠杀，新建定居点时，死人太多的地方势必要避开。因而，八寨应是本地区最大或最有影响力的八个寨子，而不是固定的某八个寨子。因此，徐霞客笔记中的“八寨”，是崇祯年间或者说元老院当前要面对的八寨。当然，梁达从一开始就没有纠缠细节，对他而言，有意义的是这个区域，不管是哪八个寨子坐头八把交椅，这片区域最后都要纳入元老院的治理之下。
在旧时空，八寨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广西来宾市忻城县红渡、古蓬、遂意三个乡镇，面积合计521平方公里，与广大元老们熟悉的帝都朝阳区、魔都嘉定区、广州黄埔区或南沙区差不多；总人口大约11万左右，在旧时空，也就是帝都北四环到北五环间7-8个小区的人口；从GDP来看，也就是这些核心城市某个普通中小型企业的产值，如果再做进一步的百度，还能看到当地脱贫致富的先进事迹，总之，穷乡僻壤的几个乡镇，哪怕是在广西，甚至是在来宾市，也是个不值一提的地方。在本时空，经过多年的战乱，八寨当下的总人口估计也就2-3万左右，除了一些山货，实在没有什么好东西了，与元老院星辰大海般的梦想相比，类似于苍蝇腿上的肉。故而，对穿越时空而来的广大元老而言， “八寨”这个的地方，绝大部分人听都没有听说过。
但“八寨”之名，在伪明朝廷和广西当局眼中，乃是大凶之地，实为广西治理的关键，按照大明头部大咖王守仁的评价：“八寨之贼实为柳、庆诸贼之根柢。盖其东连柳州陇蛤、三都岭、三北四等处贼峒以数十，北连庆远忻城、东欧、莫往、八仙等处贼峒亦以数十，西连东兰等州及夷江、土者等处贼峒以十数，南接思恩及宾州上林县诸处贼村亦以十数。……。各巢之贼皆倚恃八寨为逋逃主，每有缓急，一投八寨，即无所致其穷诘。八寨为之一呼，则群贼皆应声而聚。故群贼之于八寨，犹车轮之有轴，树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则群贼决无衰息之期也。”归纳起来就是，八寨不平，广西难安。
历史上，“八寨”一词最早见于元代的史书，只是一句“八寨瑶寇横州”，出场便自带杀气。明初，大明在迁江设立屯田千户所，八寨归迁江屯田千户所管理，由韦镛等八个土官带兵镇守。但没多久，这些土官便从管理者变成了庇护者，与山民们愉快地大碗喝酒，大秤分金了（注2）。
到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六年（1493年），广西镇守总兵官吴山将八寨地方划归思恩军民府管理，弘治末年，思恩军民府的土司岑浚造反被灭，八寨也趁机起事。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明廷对思恩府实行“改土归流”，八寨则在正德中被划给了归顺州管辖，该州土官岑璋将此地转给其侄儿岑梧代管，但归顺州与八寨并不接壤，归顺州实际上也管不过来，八寨之乱越闹越大。
到了嘉靖七年（1528年），王守仁将八寨起义再次镇压下去，便筹谋后续的治理方案，他决定在八寨中的周安筑城，调南丹卫官军及家属约2000余人居住此城，又让原先与八寨山民勾结的迁江所八土官戴罪立功，带兵入驻该城和八寨各处，协同镇守。同时，又将思恩府辖下无实际辖区的流官县凤化县搬到三里建立衙署，让凤化县与南丹卫互为犄角。但王守仁为心学大宗师，行事只求问心无过，得罪了嘉靖皇帝和朝中重臣，他刚一过世，便被大臣们交章弹劾，著作被禁，平定广西之功也被彻底否认（注3）。次年，王守仁生前力荐才获职的广西巡抚林富便上书推翻了他的设想，周安的南丹卫城被废弃，南丹卫则搬到三里与思恩参将同居一城，凤化县迁址一事也不了了之。历史上，徐霞客于崇祯十年（1637年）经过周安时，仍能看到原先的南丹卫城残垣。在旧时空，直至元老们出发时，忻城县古蓬镇凌头村周安屯白虎山上，仍能看到关于王守仁委派官军修筑南丹卫城垣的碑文。
到了隆庆四年（1570年），南京兵部尚书兼任两广总督殷正茂准备进剿广西古田农民起义，担心八寨趁机造反，便在八寨设立长官司，以那地土官黄旸为长官、黄昌、韦富为土余，拨上林的循业里、抚安里、古城里归长官司镇守。没过多久，八寨山民便捣毁长官司，杀死镇守长官，改循业里为龙哈寨，抚安里为咘咳寨，于是，八寨又有“十寨”之称。
万历七年（1579年），两广总督刘尧诲再次镇压了八寨起义，事后把八寨分为三镇，其中：北边靠近都泥江的思吉、古钵、罗墨三寨为一镇，名思吉，西边的古蓬、剥丁、都者三寨为一镇，名古蓬，中部的周安、古卯两寨为一镇，名周安，然后调东兰土司的官弟韦应鲲、韦显能及田州总兵黄冯充当土巡检司，带兵镇守，三镇隶属于宾州，由思恩参将统管，此后韦应鲲、韦显能等人陷入东兰土司内部夺嫡之争，后人未能继续充任土巡检司。徐霞客途经八寨时，发现古蓬已“为贼踞”，只有“周安”仍在官方手中，但也已经残破，而且，其镇守长官是名叫吴承祚的小孩。而《殿粤要转》所记载的古蓬、思吉、周安三镇土兵各三百名，也不见了踪影。
有明一代，八寨农民起义持续了200多年，大明朝廷和广西当局组织的大规模征剿就多达16次，其中，兵力号称10万以上者为4次。正德至嘉靖年间，八寨起义更长达数十年之久，直到明廷派出王守仁这张王牌，才得以短暂平息，即便这样，王守仁仍因此行而油尽灯枯，乃至客死异乡。直到万历间，才形成思恩参将和南丹卫驻三里，枕戈待旦随时出击；庆远府和忻城土县在都泥江北岸设立堡寨沿江防守，在西边和东边通过土司、卫所控制山路隘口进行钳制的综合防范体系，类似于旧时空仙剑小说中，仙家对恶魔的层层封印。
当然，持续的用兵，导致宾州、迁江等广西中部地区一贫如洗，反复的杀戮，也导致八寨和官府、周边土司、卫所之间的巨大仇恨和矛盾。例如，万历八年的进剿，官方记录在案的斩首和俘虏人数便高达一万六千九百多，因兵燹而死于野外沟壑的不可胜数，按后世学者的估计，此役八寨壮瑶死亡超过3万多人，相比之下，大明官方记录的万历十年八寨周边县份人口数量为：宾州18,174人，上林13,067人，迁江4,282人，也就是说，广西当局在八寨一口气杀掉了相当于3个县的人口。显然，这样的仇与恨，除非改朝换代，否则，绝无化解的可能。
旧时空，教员曾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八寨人民遭受了持续镇压，也一直在反抗，就在元老院光复迁江前，他们刚刚洗劫了上林县库。既然本地的各种势力对元老院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梁达自然会非常乐意给八寨人民送去一些温暖和关怀，从中间开始破去这层层封印。
“我们莫家和八寨有些仇怨，双方互不过河，见面就要打架，这次就帮不上什么忙罗。”麦夫人解释道。当然，梁达也只是随口一说，忻城莫家是在莫振威任土司期间达到历史顶峰的，而莫镇威正是靠在万历七年征缴八寨时，攻破龙哈寨，斩获乱军首领樊公宾首级的才获得高升的，忻城莫家和八寨之间的仇恨，犹如都泥江之水延绵不绝。但元老院不打无准备之仗，向导一事何春早就安排了多个备手，除了以货郎名义多次进出八寨的侦查员外，她居然在宾州找到了伪明周安镇土巡检司吴承祚，他们家世袭周安镇土巡检司之职，但他祖父常年穿着青衫躲在宾州当富家翁，周安反而去的极少，他父亲袭职没几天就驾鹤西归，此后，家族世袭的镇守职责一度被指派给临近的思恩府古零土司。年初，周安山民洗劫上林县库后，家族世袭官职竟重新戴回他头上，虽说他虚岁才十岁，手下一个土兵也没有，这官帽竟然求都不用求，便自个从天下掉了下来。另外，迁江国民军临时2中队还有两个从上林大牢里放出来的八寨乡民，估计也能发挥一些作用。
“八寨蛮夷一向桀骜跋扈，不服王化，连新建侯他老人家亲自来过，也收不服这帮子人，不知首长有何良策？”麦夫人沉吟道，八寨乃粤西治理之关键，澳洲人关注此地不足为奇，但大明从没有哪任官吏治理得了这个地方，而且，八寨人一向对官府恨之入骨，宾州、上林的官儿可从不敢去八寨的。这澳洲人仗着会两句壮话，却忒托大了一些。
“八寨之人也是人，只要是人，总是讲道理的，平等待之，没什么谈不拢的！”所谓八寨山民狼戾蛮横，在梁达和绝大多数元老看来，这其实只是一种偏见罢了。诚然，打家劫舍刁蛮无赖好吃懒做的壮人自然不少，但绝大多数普通壮人其实非常老实淳朴，只是他们听不懂官话，讲究公平却在与汉人商贩交往中屡遭欺骗，不愿受束缚也懒得跟当官的打交道，被人欺辱习惯于诉诸拳头，实则是没有太复杂的律法来调整社会关系罢了。元老们自然很容易理解这种现象，毕竟在旧时空，大家或多或少都读过一些社会学或民族学专著或小豆腐块，或者看过各种历史人文纪录片。
在旧时空，广西作为自治区，除了GDP排名不高之外，其他各方面与兄弟省份类似，壮族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汉族也并无实际差距。在大部分元老脑海中，广西的概念大多是桂林山水、北海房地产泡沫、南宁民歌节、百色起义、桂系军阀之类的标签，在日常新闻中并没有太多的存在感。但在本时空的士大夫眼中，广西则是另一个标签。例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编纂完成的《广西通志》序言中，广西巡抚杨芳写道：“方今士鼓掌借箸，皆辗转于北之虏、南之蛮。虏号为天骄，……。蛮非虏比，其衣食、寝处、好尚犹然中国也。……。”便把其治理下的广西当作蛮荒之地了，只是与“倔强阴山之外”不入中国舆图的北虏相比，广西“今职方版而列之为内地”且“其衣食、寝处、好尚犹然中国也”。也就是，广西只是“犹然中国”，而非“中国”，相比之下，次年成书的《广东通志》序言，广东系“中国南境”，早就是中原版图的一部分了。 从历史上看，广西与中原文化的交往源远流长，传说上古三皇之一的舜帝就是巡视南方，最后死于广西梧州，但广西实则一直是百越人的地盘，直到秦始皇派屠睢征岭南，设桂林、南海、象郡，广西才纳入中原政权的统治之下，但这种统治其实浮于表面。长期以来，广西一直属于边疆区域，对中原的贡献也十分弱小，明清之前，也没培养出太多有分量的人物来，以至于旧时空广西某县还专门成立一个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组来考证“武则天她妈在钦州”这一课题，当然，西晋首富石崇的小妾绿珠系广西博白梁氏女一事，倒是有书可查，但绿珠除了成为后世文人墨客感慨的对象外，对广西各方面的提升并无意义。唐朝时，柳宗元被贬到柳州，仍不由地发出“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的感慨；北宋时，广西仍是流放犯官的地方，黄庭坚便客死在广西宜州。而且，唐、宋、元几代，中原政权在广西执行的是羁縻怀柔之制，除了宗主权之外，没有太多的实质管理。历史上，广西全面融入中原文化是在清中晚期，从清的改土归流开始，再到太平天国席卷南中国，民国时期新桂系李黄白以洪杨第二自居逐鹿中原，以及二代目凭借百色起义而步入核心圈，进而改变历史，一连串的大事件，才形成了广大元老们所熟知的旧时空广西形象。眼下，元老院所面对的广西，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广西。
平定八寨的良策自然是有的，梁达随即向麦夫人又简单介绍了一下民族政策，只可惜没有太多震人发聩的话语，让麦夫人听来不免有些敷衍之感。梁达注意到了对方的神态，却没有太好办法，毕竟他近期持续颁布的措施是十分具体的，不止一个土著跟他说过，这些政策听起来是好，就是太杂乱，不知道先听哪条。这很正常，其实也不止他迁江一地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元老的很多政策措施都是些具体的“术”，而这些“术”背后的“道”，也就是旧时空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其内容和传播是被严格限制的。另外，在元老院眼里，制定一个专门的民族政策有些多余，所谓的民族政策，本质上是主体民族对于落后地区和落后民族的特殊化治理安排，包括政治优待和经济扶持。但元老院是所有民族的统治者，本时空的所有民族而言，哪怕是大明治下的汉族和工业化前期的西欧人，在元老院的知识和技术面前，统统都是蒙昧无知的，无知程度多一些少一些，并无本质区别，他们都是需要元老院去履行启迪教化任务的对象。当然，这并不是说，梁达对攻略广西没有做过理论思考，而这样的思考，很大一部分仍得益于梁达自身的经历。
梁达小时候，各村各寨的小年轻跑到其他村寨串门、走亲戚、撩拐（桂西北土话，找女朋友、泡妞之意）、打架都是常事，但从没谁把这些跟民族挂钩，在日常社会交往和婚姻组合中，对方的社会地位（早时是家庭成分）、政治前途、家庭财富才是关键，汉族娶瑶族官员的女儿是高攀而不是丢人，壮族嫁女也不会选本族的烂仔和穷人，考上中专、大学或公务员的孩子，不管什么民族成分，都是香饽饽。那时，班里某些同学的民族成分跟班花的衣服一样，时常变换，大家都习以为常。上大学后，他才发现，民族间的隔阂、仇恨是存在的，而且还很大，隔着报纸、电视、互联网扑面冲出来的新闻，很多都是以“民族”为名的暴力、恐怖袭击、战争乃至于大规模的屠杀。这个反差，给了他第一个思考，为什么建国初期各路大军席卷全国，深入西南、西北各民族地区，改天换地，易如反掌？要知道，那时候，很多前线指战员和地方工作队干部对地方民族语言一窍不通，处处还要找向导，请翻译，长期的负面宣传也让民族群众觉得来的是一些青面獠牙、共产共妻的恶魔，不敢与之打交道，而且，很多人都是刚脱盲的干部战士，理论水平高不到哪儿，但即便如此，没几年时间，所有的问题都被扫到历史的垃圾堆去，各民族亲如兄弟。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国力日渐强大，交通越来越通畅，可投向民族地区的资源越来越多，民族干部也实现了批量化培养，建国初期就提倡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照顾政策措施更加细致，但民族问题反而闹将出来，其中的道理何在？
旧时空，苏东集团倒台后，亨廷顿写了本《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了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已从意识形态决定认同，转变为按文化或民族决定认同，冲突将沿着文明线展开，在其开篇引用了一个观点：“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只是这哥们的观点，有些政治不正确，竟然遭到东西方各国不约而同的批判，当然，批判的理由和出发点五花八门，但到了元老们出发的时代，他的很多预言已慢慢成真。
亨廷顿的观点并没有让梁达觉得很新奇，因为教员在其巨著中开篇便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我们的革命……，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在梁达看来，人类从蒙昧时代开始，便是群居的社会性动物，因此，通过一定方式划分群体（自己人和他人），并确认自己属于哪个群体，是一种本能。这种划分的标准，自然从最确定，最容易判断的方式开始，首先，便是血缘，不管是摩梭人以母亲为纽带的家庭，还是以汉人的父系家族，都是依托于血缘来进行辨认，血缘的扩大，便是家族或者宗族。华夏文化的核心，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齐家指的是士大夫的家族治理、治国指的是诸侯国之治理、平天下指的是周天子的天下安定，这一套从血缘开始，由小至大，层层推演出来的家国一体认同体质，在这个过程中，服饰、语言乃至共同生活生产劳动方式，都成为了区分敌我的外在标志。西欧的民族国家，本质上也是以血缘、生活方式连接在一起的敌我认同圈，这种划分敌我的方式，可以理解为纵向的划分，从人类社会诞生开始，就一直存在，其根本在于人类的动物性。人类便是在这种划分与异族进行交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便是人类对非本族人群的警惕。同时，人类又是社会化的动物，但凡有了社会，在社会生活中，便有了上下的层级，不管这种层级是冠以“阶层”还是“阶级”的名义，而资源总是匮乏的，上层总是占据更多的元远超出其正常需求之外的资源，下层则未免入不敷出，“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是其写照。被统治者不管身处哪个民族，都是穷人，彼此之间总有共同感悟，这样，在纵向的划分之外，自然而然产生了基于社会地位不同的横向划分，统治者和被统治着，君主和臣民、富人和穷鬼的划分方式，是超越民族、血缘的存在。例如，所有的世界性宗教都宣称其信徒之间平等，借此突破了血缘、民族、国家这种天然形成的划分标准，在不同族群之中获得成功。直至最终，人类学会了从意识形态（包括按社会阶层）角度来划分敌我，这种划分方式是一种横向的划分工具，对于纵向划分工具具有天然的破坏力，可以轻而易举突破纵向划分工具的篱笆，在不同民族之间都获得成功。
建国初期的阶级划分法，便是横向划分工具的一种，按照阶级来划分，对民族这种纵向群体划分工具而言，具有极大的切割力，可以忽视民族、语言等种种障碍，无往而不胜。但横向划分工具，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人的智商和容貌的出现是随机的，任何民族的统治者能无法保证其后代的智商和能力永远超人一等，阶层再固化的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阶层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横向划分工具，必须建立一个持续的、可供辨别的敌我划分标志，来保证其划分方式（理论方式）的持久性，因此，宗教必须有教堂寺庙、经书、教会僧侣团阿訇乃至宗教法庭火刑等外在的东西，不停提醒大家敌我区别在哪里？但是，对于现代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横向划分工具而言，持续保持区别敌我的标志则很困难，比如说，资产阶级被打跑了，地主阶级被消灭了，只剩下原先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了，那谁是敌，谁是我，自然会模糊起了，教员显然看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大家革命显然为了更好的过日子，哪有革命都胜利了，还为了革命而继续革命的道理。因此，原先犀利无比的阶级分析方法，在革命成功后必然的钝化掉。苏东集团倒台后，对立阵营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的方法便是，不停地找出一个敌人来，扣上各种“独裁”、“不民主”的帽子，本质是区分敌我，团结队伍，而这种划分工具，在本集团内部成员实际上更不民主的情况，显得极为可笑，也没有说服力，也注定了其崩溃的命运。
而纵向的划分工具，虽然面对横向的划分工具时，虽然有时力不从心，但其划分方式是基于天然的，可持续存在的标准，一眼就看到，也就不需要像横向工具那样时时刻刻需要找出区分敌我的标志。在横向工具失败时，便能自然而然的重新占据主动地位。人类社会的敌我划分，就这么在纵向标准和横向标准之间不停地来回摆动和博弈。
在梁达看来，伪明对广西壮族的治理，用的是纵向工具，通过“蛮夷”的观念，划分敌我，采用强制同化和镇压的手段，试图使“蛮夷”变成驯服的“民”，这种划分方式必然在不同族群之间形成冲突，其扩张受制于民族和地域限制。对元老院而言，解决起来也非常容易，用纵向工具进行敌我划分，在所有的族群中，都要找到认同元老院的受压迫者和阶层，把他们划到“我方”之中，然后，找出一个跨越不同民族、族群的共同的“敌方”，这种方式可以毫不费力的突破地域和民族的限制，把元老院的光辉撒向四方。而元老院掌握着各种先进的社会学理论知识，随便找一条出来，都能起到明确敌我的作用。因此，元老院禁止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传播是完全必要的，的确，这些工具的威力远甚于枪炮。于是，在麦夫人等这些土著眼中，元老院犹如无头苍蝇，而梁达则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他的计划：
“右江清，红河红，天下贝侬一样穷。……”嘹亮的圣歌随着蜿蜒前行的队伍飘扬在都泥江河谷中，振奋人心！当然，梁达把原曲中的“工农”两字改成了“贝侬”（壮语：兄弟的意思），但气势依旧（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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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按现代史学家实地考察（参考书目：篮承恩：《八寨新考》，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结合卫星地图标注，八寨其实位于上林至忻城的交通要道两边，分别为，（1）思吉寨，亦成苏吉，位于忻城县红渡镇思吉村；（2）周安寨，位于忻城县古蓬镇凌头村；（3）古蓬寨，位于忻城县古蓬镇；（4）古卯寨，位于忻城县周安镇旧镇村东南；（5）罗墨寨，位于忻城县红渡镇，红水河以南；（6）古钵寨，位于忻城县古蓬镇古钵村；（7）剥丁寨，位于忻城县古蓬镇北丁村；（8）都者寨，位于忻城县遂意乡堡流村。
注2：（明）王阳明《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七月十二日》：迁江八所皆土官、指挥、千、百户等职，旧有狼兵数千，以分制八寨瑶贼之势。后因贼势日盛，各官皆不敢复入，反遂与之交通结契，及为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共为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惩究，则又倚贼为重，不可根极。
注3：明朝直到隆庆年间才给王守仁恢复名誉，追赠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才从祀于孔庙，成为官方认可的一代宗师
注4：歌曲名为《闹起革命把头抬》，歌词为：“右江清，红河红，天下工农一样穷。为何穷？都是土豪来剥削，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剥削我们工与农。工与农，快起来，闹起革命把头抬；打倒贪官和污吏、土豪劣绅，从此不受穷。”系韦拔群（广西东兰县人，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者之一）所做，电影《百色起义》曾用作插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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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l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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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30 10:0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