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长系列：澳宋大调查 1.15更新第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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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698年，春。柏林已是无可争议的中欧心脏。
从空中俯瞰，这座城市就像一个被精心规划过的巨大军营。腓特烈大道与皇家大街，这两条被澳宋规划师们彻底重塑过的城市动脉，宽阔得足以让一整个团的士兵并排行军。路面上，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与少数喷吐着淡蓝色尾气的“斯蒂庞克”牌汽车并行不悖，穿梭在道路两旁那些融合了巴洛克式威严与古典主义简洁的宏伟建筑群之间。普鲁士邮电大楼的电报线嗡嗡作响，将国王的指令传达到最遥远的边疆；普鲁士银行大厦的花岗岩外墙下，容克贵族与新兴的工业家们商讨着下一笔投向西里西亚煤矿的贷款；而在不远处的工业部与海军部大楼里，无数的官员与工程师们，正伏在堆积如山的图纸上，为一个新兴强国的崛起而殚精竭虑。
这座城市陆路交通的冠冕，是位于施特劳斯贝格广场以北的勃兰登堡车站。这座拥有十四座站台与八条主线的尽头式巨构，自1677年见证普鲁士第一条铁路诞生以来，早已成为了连接四方的枢纽。在弥漫着煤烟与水汽的站台棚顶下，伴随着蒸汽机车粗重的喘息声，满载货物的列车缓缓驶向华沙，衣着体面的商人登上去往维也纳的卧铺车厢，而海军军官们则乘坐快车前往哥本哈根。然而，站台上的真正明星，是那几台安静地停在贵宾线路上的澳宋“东风”内燃机车。它们无需加煤加水，平稳而有力，能以平均六十公里的时速，将最重要的客人或货物送抵目的地，每一次出动，都是对旧时代蒸汽技术的无声藐视。
但要说真正展示帝国技术如何塑造这个时代的舞台，则非城南的滕珀尔霍夫机场莫属。
这里是整个德意志的天空之门。普鲁士航空公司的Y-E1“鹩哥”机群占据了大部分停机位，亮白色的机身上，尾翼烙印着一只冷峻的普鲁士黑鹰。尽管其主翼大梁穿过客舱的设计在澳宋工程师看来早已过时，但这并不妨碍普鲁士的贵族与商人们为这种“现代”的飞行体验而自豪。北海航空公司的Y-E2“鹈鹕”运输机则以其标志性的波纹金属蒙皮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机身上的汉萨同盟标识诉说着其商业野心。而来自维也纳的奥地利帝国航空（ÖKL），其黄黑相间的Y-E1也在此频繁起降，宣告着哈布斯堡王朝不甘落后的追赶。
每日，数十架不同涂装的飞机在这里轰鸣着起飞、降落，构成了一幅繁忙而充满活力的航空画卷。
但所有这一切的喧嚣，都会在一种更为低沉、更为自信的引擎轰鸣声中归于沉寂。当一架属于澳宋民航的Y-3“青鸾”客机，以其流畅优美的姿态滑过跑道时，机场内所有的目光都会被它吸引。那平滑得如同镜面般的气动外形、翼下四台“普惠双黄蜂”发动机发出的和谐共鸣，以及那代表着平稳舒适的增压客舱，都让它看起来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更像是一个来自另一个次元的访客。
今天，这只尊贵的“青鸾”再次降临，而当它停稳，舷梯缓缓放下时，柏林方面知道，他们等待的“客人”——或者说，麻烦的解决者——终于到了。
机舱门开启，一股夹杂着煤烟与微湿海风的、属于欧洲大陆的独特空气涌了进来。
为首的，正是陈霖与方回。陈霖穿着一身不起眼的深灰色澳宋标准干部服，面容温和，眼神平静，仿佛只是来此进行一次常规的公务考察。紧随其后的方回则戴着一副老花镜，目光锐利，习惯性地扫视着停机坪上的地勤人员和车辆，似乎在无意识地进行着某种审计。在他们身后，一支由检察院、审计总局、外务部和经济产业部抽调的精干力量组成的、多达数十人的庞大调查组，如同一股沉默的溪流，悄然汇入这片异国的土地。
没有鲜花，没有红毯。驻普鲁士大使馆的几位参赞早已等候在舷梯下，他们的表情严肃而克制。双方进行了最简短的握手和问候，交换了只有彼此能懂的、充满忧虑的眼神。很快，一行人便登上了使馆准备的、一列漆黑的“珠江”牌轿车。车队悄无声息地启动，汇入了柏林繁忙的车流，朝着大使馆的方向驶去。
车窗外，普鲁士的勃勃生机一闪而过，但车内的空气却凝重如铁。陈霖靠在柔软的后座上，双眼微闭，思绪却回到了春节过后不久，南京那间熟悉的、永远飘着淡淡茶香的办公室里。
那时，他还在为上一个 “勘误案”的烂摊子做着最后的收尾工作，处理起来如履薄冰。就在他以为可以稍作喘息时，老领导，重案检察厅厅长宋文迁的通讯请求亮了起来。
在宋文迁的办公室里，外务部的一位厅长已经正襟危坐。宋文遷亲自为陈霖倒上一杯热茶，开门见山，省去了所有官场客套。
外务部的官员清了清嗓子，用一种不带感情的公事公办口吻通报了情况：普鲁士王国，这个帝国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在过去数年间，由其内部的军事监察机构发起了一场针对伏尔铿船厂和一系列军备采购合同的内部调查。起初，这被认为只是普鲁士本土官员的贪腐问题，但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线索，如同无法斩断的藤蔓，越过重洋，指向了澳宋帝国。
“普方最近通过最高级别的外交渠道向我们提出，希望组建一个联合调查组。”外务部的官员总结道，“他们的措辞是‘为了维护我们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以及共同打击腐败这一人类公敌，有必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无保留的跨国联合反腐调查，以进一步查清真相’。”
陈霖端着茶杯，手指轻轻摩挲着温热的杯壁。他没有去看那位外务部官员，而是望向了自己的老领导宋文迁。他知道，这种外交辞令需要经过“政治翻译”。
宋文迁的眼神说明了一切。
“查清真相”，这四个字从盟友口中说出来，分量千钧。它的潜台词是：我们普鲁士的烂摊子里，发现了你们澳宋的蛆。我们自己处理不了，也不敢处理。现在，球踢给你们了。你们必须派人来，给我一个说法，给普鲁士王室一个说法，也给那些盯着‘勃兰登堡藩侯’号虎视眈眈的英国佬和法国佬一个说法。
这不再是一桩简单的刑事案件，而是一场迫在眉睫的外交危机，一桩可能动摇帝国在欧陆核心利益的巨大丑闻。
而他，陈霖，就是被选中前来“查清真相”的人。或者说，是前来定义、裁剪、并最终“制造”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真相”的人。
澳宋帝国驻普鲁士大使馆，一间专门辟出、安保严密的会议室内，空气中弥漫着雪茄的醇厚香气和紧张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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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的会面充满了无可挑剔的官僚礼节。普鲁士调查组的负责人，冯·曼陀菲尔将军，一位面容如花岗岩般坚毅的中年军官，与陈霖分别代表两国，在一份措辞严谨的《关于成立联合调查组的谅解备忘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双方团队成员在象征性地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后，便被礼貌地请离了会议室，只留下各自的“三驾马车”核心。
当厚重的橡木门缓缓关上，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音，伪装和善意的外交辞令也随之被留在了门外。
曼陀菲尔将军毫不客气地将一个厚厚的蓝色文件夹扔在会议桌中央，发出一声闷响。
“陈先生，”他用一种带着浓重普鲁士口音、斩钉截铁的通用语说道，省去了所有的敬称，“我就不浪费时间了。根据我们过去六个月的秘密调查，‘勃兰登堡藩侯’号，这个凝聚了我们德意志骄傲与希望的工程，从一开始就是个谎言。”
方回闻言，默默地戴上老花镜，伸手将文件夹拉到自己面前，一言不发地翻阅起来。
陈霖则保持着他那标志性的、温和而不失距离感的微笑，做了一个“请继续”的手势。
“我们查明，项目中几乎所有的关键设备采购，都存在着严重的‘阴阳合同’问题。”曼陀菲尔的声音充满了压抑的怒火，“公开的合同完美无瑕，价格公道，符合帝国的一切规范。但私下里，还有另一份合同，价格虚高至少三成。这笔差价，就是被他们吞掉的肥肉！”
他顿了顿，目光如鹰隼般锐利：“主犯，我们已经锁定了两个。伏尔鏗船厂的总理事，格里芬。以及波美拉尼亚的地方政务官，冯·克莱因。后者曾经是你们澳宋重点培养的技术官僚，深度参与了斯德丁新城的早期建设。他们一个负责执行，一个提供地方上的庇护。”
方回翻动纸页的手指停了一下，似乎看到了某个有趣的名字。
曼陀菲尔的拳头在桌上轻轻敲击着：“最关键的是资金流向。所有这些黑钱，都没有在普鲁士的银行系统里留下痕迹。它们通过一条我们无法监控的渠道，全部流向了位于汉堡的‘北海合作银行’。”
他特意加重了“汉堡”这个词的发音。“那里是‘北海自由城市联盟’的地盘，一个独立于普鲁士司法管辖权的第三方机构。我们查过，这家银行的股份结构非常复杂，一部分由汉堡、不莱梅等地的商会持有，而另一部分重要的股份，则掌握在你们澳宋辖下的多家国有或半国有机构手中。”
会议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负责处理所有与伏尔鏗船厂相关业务的，是该行的一位副经理，”曼陀菲尔缓缓说出了那个决定了陈霖一行人此次使命的名字，“一个叫‘罗杰’的澳宋外派人员。”
他身体前倾，双手交叉撑在桌面上，直视着陈霖的双眼：“陈先生，我的调查到这里就进行不下去了。我需要你们的授权，我需要进入那家银行，对‘罗杰’经手的所有账户，进行最彻底的稽查。我需要知道，这条腐败的锁链，究竟还连着谁。”
面对曼陀菲尔将军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陈霖脸上的微笑没有丝毫变化。他既不承诺，也不反驳，只是不紧不慢地端起面前的茶杯，轻轻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这套从容不迫的动作，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回应，将会议室内剑拔弩张的气氛悄然稀释。
“将军阁下，”陈霖缓缓开口，语气温和得像是在讨论天气，“我必须首先对您和您的团队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由衷的敬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将线索追查到这个地步，足见普鲁士军方的效率与决心。”
这是一句标准的开场白，但从陈霖口中说出，却让曼陀菲尔感到自己刚刚全力打出的一拳，仿佛陷入了柔软的棉花之中。
“但是，”陈霖话锋一转，“正因为案情如此重大，牵涉面如此之广，我们在后续的调查中，就必须更加注重程序的严谨性，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无懈可击。”
他放下了茶杯，伸出手指，开始慢条斯理地罗列他的“程序”：
“首先，对于贵方目前掌握的所有物证，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所有合同、银行流水单据，我方的审计人员需要进行一次独立、交叉的审核。这不是不信任，而是为了确保我们在法庭上提交的证据，能够经受住最苛刻的审视。”
“其次，关于格里芬和冯·克莱因这两名关键嫌疑人，我方也需要获得完整的提审权。我们需要直接与他们对话，了解他们与‘罗杰’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澳宋人员接触的全部细节。为此，我方的检察官将会准备一份详细的审讯提纲。”
“最后，也是最棘手的一点，”陈霖的语气变得格外郑重，“北海合作银行位于汉堡，属于北海自由城市同盟。这是一个拥有独立司法权的主权实体。我们不能像在柏林或者南京一样直接介入。因此，联合调查组需要起草一份正式的司法协助请求，这份请求必须同时呈报给三个地方：无忧宫，以获得普鲁士王国的官方背书；汉堡市议会，以请求他们的合作；以及我们的政务院，也就是南京，以获得帝国最高级别的授权。这个流程，一步都不能少。”
陈霖的每一句话都合情合理，无懈可击。他用一套无可指摘的官僚辞令，瞬间将曼陀菲尔那“立刻去查银行”的急切要求，变成了一个需要多方协调、层层审批的漫长外交与法律流程。曼陀菲尔的脸色变得铁青，他意识到，调查的主导权在不知不觉间，已经从他手中溜走了。
就在曼陀菲尔还在消化这套“程序迷魂阵”时，一直埋首于文件的方回终于开口了。他推了推老花镜，用指尖点了点其中一份合同：“将军，关于这份阴阳合同，我想现在就开始做一些基础性的核对工作。”
当晚，大使馆的一间大型会议室灯火通明。方回与曼陀菲尔一起，召集了所有参与此案的普鲁士审计官和澳宋带来的审计专家。巨大的会议桌上堆满了账本、合同与发票。方回不像是在办案，更像一个严苛的老师在检查学生的作业。
他带领着团队，对每一份已查出的问题合同进行地毯式的复审。他关心的不只是数字上的差额，更是发票的纸张材质、签字所用墨水的色泽、审批流程中每一个签名的笔迹压力。他会突然指着一个签名，询问为什么这个字母‘G’的收笔与同一人三天前的另一份文件略有不同；他会要求普鲁士的官员立刻去核实，某一张大额发票开具的当天，对应的经办人是否真的在斯德丁，还是有不在场证明。
普鲁士的审计官们很快就汗流浃背。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偏执到近乎变态的审计方式。在方回的带领下，澳宋的审计团队展现出了惊人的专业能力和工作强度。
时钟的指针越过了午夜。当曼陀菲尔将军带着他那些筋疲力尽、精神恍惚的下属告辞时，方回和他的团队依然在灯下奋战，仿佛不知疲倦的机器。
会议室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沙沙声。通过这第一夜的交锋，澳宋调查组已经用他们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告诉了他们的普鲁士盟友：从现在开始，这场调查，要按我们的规矩来。
当最后一批普鲁士官员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厚重的橡木门再次关上，会议室内只剩下陈霖和方回二人。空气中残留的雪茄味与文件油墨的气息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只有他们这些老司法才熟悉的、属于“大案”前夜的味道。
方回摘下老花镜，疲惫地揉了揉眉心。而陈霖则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让柏林夜晚微凉的空气流淌进来，冲淡室内的凝重。
“曼陀菲尔将军，”陈霖望着窗外城市的灯火，头也不回地开口，“是个典型的普鲁士军人。正直，但不懂得拐弯。”
“账目也一样，”方回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一丝只有他才能听出的、发现规律后的兴奋，“手法很直接，但也很老道。这不是简单的贪污，这是在用新项目的钱，填旧窟窿。我在‘帝国标准案’的卷宗里，见过类似的手法。”
陈霖转过身，眼中闪过一丝了然。方回提到的“帝国标准案”，是去年春天刚刚办结的一场大案，起因要追溯到1692年。当时，澳宋军工系统为了完成对普鲁士的军售指标，违规出售了一批“猴版”蒸汽机。这批劣质产品直接导致普鲁士的一艘新式巡防舰在与澳宋舰队联合巡航时动力失灵而搁浅，成了一场天大的外交闹剧，并最终引爆了整个军工体系的腐败窝案。
“92年的那批蒸汽机……”陈霖缓缓踱步，“主导那次合作的，也是经济产业部和外务部。他们可不想再在同一个地方摔倒第二次了。”
两人对视一眼，调查的基调在这一刻悄然确立。
“所以，”陈霖用一种总结的口吻说道，“我们此行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曼陀菲尔将军，把他内部的腐败网络清理干净。这是一个可以摆在桌面上的、对盟友负责的交代。至于我们这边，必须考虑到外务部和经济产业部的整体利益，不能让火烧得太旺，动摇了帝国在欧陆合作的大局。”
“我同意。”方回点头，但他随即补充了一句，声音压得极低，仿佛在自言自语：“账可以做到普鲁士为止。但‘罗杰’这个人，还有那个‘北海合作银行’……就像‘蒸汽核心案’里的‘泛亚航运’一样。它们只是管道。我担心的是，打开这个管道阀门的，是来自我们内部的、一只不该伸出来的手。”
“蒸汽核心案”——这个名字像一道幽灵，在密闭的会议室内盘旋。那场牵扯到元老院内部派系斗争、最终以政治妥协收场的惊天大案，是悬在所有帝国高级司法官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陈霖沉默了片刻，最终用一句极其隐晦的话，确认了他们之间最危险的那个共识：“所以，我们的每一步，都必须踩在程序的石头上。任何向上追溯的可能，都必须有铁证，以及……来自更高层的授权。我们是来裱糊窗户的，不是来拆承重墙的。决不能出错。”
方回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恢复了古井无波的平静。他知道，他们已经达成了最重要的默契。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调查组如同一台精密的机器，高速运转起来。陈霖坐镇大使馆，协调着发往汉堡、南京和波茨坦无忧宫的各类公文，与各方势力进行着马拉松式的电话会议。方回则带领审计团队，与普方人员一起，将伏尔鏗船厂的账目翻了个底朝天。而检察院的审讯专家们，则在普鲁士方面安排的安全屋内，开始了对格里芬和冯·克莱因等关键人物的第一轮提审。
柏林的春天依旧欣欣向荣，但在平静的表象之下，一场足以搅动两大帝国深层利益的风暴，已经拉开了它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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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比旷日持久的审讯和审计更先得出结果的，是往返于欧亚大陆之间的加密电报。
在调查组抵达柏林的第五天，大使馆的电传打字机便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开始疯狂工作。一份份盖着帝国最高级别火漆印的文书，以惊人的速度送到了陈霖的办公桌上。这效率本身，就透露出一股极不寻常的气息。
最先抵达的，是来自南京的联合授权。文件由帝国检察总院第一副检察长苏菀和外务部部长常平联合署名——这两个名字同时出现，本身就代表着帝国司法意志与外交利益的高度统一。文件的措辞强硬而出人意料地清晰：授权驻普鲁士联合调查组“一查到底”，对于任何腐败行为“绝不姑息”。最关键的是结尾处那句看似不经意的补充：“……调查过程中，应以事实为唯一依据，无须回避可能牵涉到的历史遗留问题。”
陈霖和方回都明白，“历史遗留问题”这七个字，就是一把指向“蒸汽核心案”的、被擦得锃亮的钥匙。
紧随其后的，是来自波茨坦无忧宫的国王敕令。腓特烈·威廉一世以其惯有的军事风格，授予了联合调查组进驻波美拉尼亚公国的最高权限，命令所有地方当局必须无条件配合曼陀菲尔将军的一切行动。这等于给了曼陀菲尔一把足以斩断任何地方保护主义的尚方宝剑。
最后，连最令人担心的汉堡方面，也在澳宋与普鲁士的双重外交压力下，迅速做出了让步。汉堡市议会回函表示，许可联合调查组进驻北海合作银行进行财务稽查，唯一的要求是，调查期间必须有市议会指派的金融顾问全程陪同。
所有的大门，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齐刷刷地敞开了。
在紧急召开的核心会议上，曼陀菲尔将军的脸上难掩一丝振奋，他将三份文件在桌上排开，仿佛三张已经打出的王牌。
“陈先生，方先生，”他沉声说道，“道路已经扫清。我建议我们立刻兵分两路。”
陈霖与方回对视一眼，这个结论早已是他们意料之中的必然。
“经典的教科书式方案，”陈霖微笑着表示赞同，“将军，您是普鲁士军人，熟悉地方上的盘根错节。由您和我一同前往斯德丁，坐镇波美拉尼亚，对格里芬和冯·克莱因等人的关系网进行彻查，是最合适的选择。”
方回则推了推眼镜，接口道：“而我，将带领审计团队，往返于柏林和汉堡之间。柏林这边，要继续深挖伏尔鏗船厂与普鲁士各部门之间的账目；汉堡那边，则是这场资金风暴的核心。必要时，我可能还需要南京方面和帝国中央银行的数据支持。”
分工明确，计划清晰。曼陀菲尔带着满意的神情离去，准备即刻启程。
会议室里再次只剩下陈霖和方回两人。
“太顺了，”方回打破了沉默，语气里没有丝毫喜悦，反而充满了警惕，“顺得让人心里发毛。南京、无忧宫、汉堡……三道关卡，一个星期之内全部放行。这不正常。”
“当然不正常。”陈霖走到地图前，目光落在斯德丁和汉堡那两个点上。“这说明，不是我们用压力冲开了水坝，而是上游有人算好了时间，主动开闸放水。他们希望这股洪水能冲走一些他们早就想冲走的东西。”
他转过身，看着自己的老搭档，一字一句地说道：“苏菀和常平的联合署名，就是信号。有人想借我们的刀，去清算一本帝国的旧账。而普鲁士的国王，也想借我们的刀，砍掉他自己国内那些尾大不掉的脓包。”
方回瞬间明白了。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办案人员，而是变成了一场更大棋局中的关键棋子。他们得到的“一查到底”的授权，既是保护伞，也是催命符。他们必须查，而且必须查出一些能让各方都满意的“真相”。
“明白了。”方回站起身，开始收拾自己的文件，“我去追钱。你去审人。保持联系。”
“保重。”陈霖简单地回答。
两位帝国的“老吏”，在这间小小的会议室里，为这场跨国大案定下了最终的航向。一个往北，去往风暴的中心；一个向西，去往风暴的源头。而他们都清楚，在这风暴的背后，盘踞着来自过去的、更为庞大的幽灵。
斯德丁，波美拉尼亚公国。
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处矛盾的集合体。在伏尔鏗船厂巨大的龙门吊与新建的工人住宅区之间，是普鲁士式的严谨与澳宋式的效率所催生出的工业奇迹。然而，当陈霖和曼陀菲尔将军的车队驶入波美拉尼亚政务厅那座略显陈旧的巴洛克式建筑时，空气中那种欣欣向荣的气氛便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的、腐败滋生后特有的霉味。
他们没有先去提审冯·克莱因本人。按照陈霖的建议，他们从克莱因在政务厅和船厂项目组里的几位核心下级开始，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地揭开这起窝案的外皮。
审讯室设在一间被清空了的档案库里，墙壁上还留着书架的印痕。第一个被带进来的，是负责船厂物料采购的一名高级主管。
曼陀菲尔将军首先发难，他将一份关于“勃兰登堡藩侯”号装甲板材质量不达标的检验报告摔在桌上，怒喝道：“解释一下！为什么从西里西亚运来的特种钢，到了船厂的仓库里，就变成了这些劣质的残次品！”
那名主管早已面如土色，在将军的雷霆之怒下几近崩溃。
就在这时，陈霖轻轻地将一沓文件推了过去，打断了曼陀菲尔的质问。他没有看那个主管，而是盯着文件，用一种平淡的、核对账目的语气问道：“我们先不谈钢材。谈谈这些‘高精密陀螺仪稳定器’和‘舰用高压蒸汽循环管道’。根据采购单，这些都是直接从澳宋帝国本土进口的，价值不菲。但我们的审计员发现，支付这些款项的资金，并没有直接汇给临高的供应商，而是通过北海合作银行，转入了几家在哥本哈根注册的‘技术咨询公司’的账户。你能解释一下这个流程吗？”
这个问题，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入了要害。
主管的冷汗瞬间就下来了。他支支吾吾地解释，这是冯·克莱因先生亲自制定的“特殊采购流程”。因为这些高技术部件涉及到帝国的尖端技术，供应商要求必须通过“保密渠道”进行交易，以防止技术泄露给英法等国。这些“技术咨询公司”，就是所谓的“保密渠道”。
在接下来的几个天里，通过对不同主管的交叉审讯，腐败的第一大漏洞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船厂的高技术部分，成了一个无人能懂、也无人敢问的黑箱。 冯·克莱因利用普鲁士人对澳宋技术的迷信和对技术保密的过度紧张，设立了大量账目不透明的“专项技术采购项目”。任何一笔采购，只要冠以“高技术”、“实验性”或者“战略级”的名头，就可以绕开常规的审计流程。巨大的资金差额，就在这一次次看似合理的“差额转移”和“技术咨询”中，被悄无声息地侵吞了。
而第二大漏洞，则是在审讯负责船厂基建和后勤的官员时暴露的。
曼陀菲尔对于船厂建设中惊人的浪费感到愤怒：“修建一个码头仓库，为什么预算超支了三倍？给海军军官盖一栋宿舍，花的钱足够在柏林市中心建一座小型宫殿！”
陈霖则拿出另一份文件，指着上面的组织架构图，向那名后勤官员提问：“我注意到，伏尔鏗船厂的运营权，一部分属于普鲁士海军部，他们负责舰船本身的设计和监造。但船厂本身的土地、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运营开销，又归属于波美拉尼亚地方政务厅管理。那么，我想请问，如果船厂要修一条新的铁路线支线，这笔钱，是应该走海军的军费预算，还是地方的基建开支？”
这个问题让那名官员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最终，他承认了其中的混乱。新兴的、高技术的船厂，与传统的、官僚的海军系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管理真空。 船厂的常务开销到底归谁管，账目由谁来审，一直是一笔糊涂账。海军认为这是地方事务，而地方则认为这是军事项目。这种权责不清的纠缠，导致对常务开销的监管几乎为零。
冯·克莱因的团队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他们可以将同一项工程，包装成不同的名目，同时向海军部和地方政务厅申请拨款。一块地、一栋楼、甚至是一批办公用品，都可以在两个部门的账本上同时报销。
当一天的审讯结束，陈霖和曼陀菲尔走在政务厅的走廊上时，曼陀菲尔的脸色阴沉得能拧出水来。
“一群蛀虫！国家的叛徒！”他低声咒骂道，“我要把他们全部送上绞刑架！”
“将军，”陈霖平静地说道，“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是怎么偷钱的了。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手法，无论是利用技术壁垒制造信息黑箱，还是利用跨部门的监管漏洞重复报账，都太过精巧，充满了……‘现代特色’。这不像是一个普鲁士地方官僚能自己琢磨出来的。”
曼陀菲尔的脚步停住了。他猛地回头，眼中充满了惊疑。他明白了陈霖的言下之意。
这些腐败的“技术”，和那些先进的造船技术一样，都带着一个清晰的源头标签：Made in Au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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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除了外围的障碍后，联合调查组终于迎来了与核心人物的正面交锋。冯·克莱因被带入了那间临时的审讯室。
与那些已经精神崩溃的下属不同，这位曾经深受澳宋器重的技术官僚显得异常平静。他穿着一身整洁的普鲁士官员制服，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疲惫而自嘲的微笑。他不像一个即将身败名裂的囚犯，更像一个刚刚完成了一项复杂工程、正在做最后汇报的项目经理。
面对曼陀菲尔将军和陈霖的质问，克莱因对自己亲手操盘的腐败细节供认不讳。他以一种近乎炫耀的、条理分明的口吻，详细阐述了自己是如何利用信息不对称，将“高技术采购”变成一个私人金库；又是如何巧妙地游走于海军部和地方政务厅的管理缝隙之间，将一笔资金反复套利。他的坦白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曼陀菲尔将军准备的许多质询都变得多余。
然而，当话题触及最核心的“资金去向”时，克莱因那合作的态度瞬间消失了。
“钱？”他靠在椅子上，摊了摊手，脸上露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当然是被我花掉了。将军阁下，陈先生，你们无法想象维持一个‘体面’的技术官僚生活需要多少开销。美酒、艺术品、女人……这些东西在欧洲可不便宜。”
他试图用一个贪婪享乐的庸俗形象，将所有赃款的最终流向都包揽在自己身上。
“我承认，我是一个贪婪的罪人。”克莱因继续说道，他的表演堪称完美，“为了方便，我在一些地方开设了私人账户，用于存放这些不义之财。”
他清晰地报出了三个地点和对应的银行：“热那亚的圣乔治银行，威尼斯的里亚托银行，还有一个……在安道尔，那里的小银行连名字都记不住了，但保密性是最好的。”
曼陀菲尔将军的拳头攥得咯咯作响。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无耻叛徒最后的炫耀。但陈霖却从这份“过于完美”的供词中，嗅到了一丝熟悉的味道。这三个国家，热那亚、威尼斯、安道尔，全都是独立的主权实体，且都以灵活甚至可以说混乱的金融政策闻名。向他们请求司法协助，调取银行账户记录，无疑是一个极其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克莱因这是在构筑一道金融与外交的防火墙，一道足以将调查拖延数月甚至数年的防火墙。他坦白了所有在普鲁士境内可以被轻易查证的罪行，却将赃款的最终去向引向了一个调查的泥潭。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绝口不提“北海合作银行”，更没有提过“罗杰”这个名字。
陈霖没有当场追问任何关于汉堡的问题。他知道，在方回那边的审计结果出来之前，任何针对性的逼问都只会打草惊蛇，让对方更加警惕。
审讯结束后，陈霖表现得和曼陀菲尔一样，对克莱因的“坦白”表示了“接受”。他当着普鲁士人的面，立刻起草了一份正式公函，发回南京。
公函中，他详细汇报了克莱因的供述，并正式请求政务院通过外务部渠道，与热那亚、威尼斯和安道尔三国政府进行外交接洽，协商调取相关银行账户记录的事宜。
“在获得进一步的命令和授权之前，”陈霖在公函的结尾写道，“斯德丁方面的审讯工作已暂告一段落。调查组将在此等待，直到新的证据浮现。”
公函发出，调查的节奏被人为地放缓了。陈霖用一个无可指摘的程序，接下了克莱因抛出的“烫手山芋”，并将皮球又踢回了漫长的外交扯皮之中。斯德丁的调查似乎陷入了僵局，而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明白，真正的突破口，已经不在这个烟囱林立的港口，而在数百公里之外，汉堡那座不起眼的银行里了。
与冯·克莱因那场充满算计与表演的审讯相比，对伏爾鏗船厂总理事格里芬的提审，进行得简单而粗暴，几乎可以说是一场单方面的“信息核验”。
格里芬被带进来时，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作为普鲁士工业新贵的气焰。他面色灰败，双眼布满血丝，在曼陀菲尔将军冰冷的注视下，身体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对他而言，这场审讯不是博弈，而是等待宣判。
陈霖甚至没有亲自主持，只是坐在一旁，静静地翻阅着卷宗，将主审的位置完全交给了怒火中烧的曼陀菲尔。
将军将一叠从汉堡调取来的、盖有北海合作银行印章的转账凭证摔在格里芬面前。每一张凭证，都清晰地对应着一份阴阳合同中虚报的款项。证据链如钢铁般坚固，不容任何辩驳。
“格里芬！”曼陀菲尔的声音如同法庭上的重锤，“船厂的外围防波堤工程，预算五万塔勒，实际花费不到三万，差额去了哪里？还有这条通往船厂的市政公路，每一块铺路石的价格，都比柏林皇家大道上的还要昂贵！这些钱，是不是都流进了你在汉堡的那个账户里？”
格里芬的心理防线在看到那些银行凭证的瞬间就已彻底崩溃。他的腐败手法太过明显，太过粗糙，充满了旧式商人的贪婪与短视，与冯·克莱因那种技术官僚式的精密犯罪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他甚至没有任何像样的反审讯技巧。
面对铁证，他几乎是立刻就全盘招供了。
“是……是的，将军阁下……”他声音颤抖地承认，“防波堤……公路……还有……还有工人宿舍的采购……我都拿了钱……”
曼陀菲尔的审讯团队和陈霖带来的检察官们，只是简单地从不同角度，交叉询问了几个关于资金如何流向汉堡，又是如何被“洗白”回流的关键问题。格里芬毫无保留，竹筒倒豆子般将一切都说了出来。他详细供述了自己是如何通过虚报工程量、采购劣质材料、与承包商串通等方式侵吞公款，然后将这些赃款伪装成“劳务费”或“咨询费”，汇入北海合作银行由“罗杰”经理控制的几个匿名账户中。
然而，就在他承认了所有罪行之后，他却突然抬起头，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说道：“将军阁下！陈先生！钱我是拿了，但……但我不是主谋！我不是那个操盘手！”
他急切地辩解道：“我只是……只是负责把事情做脏的那部分！核心的流程，那些复杂的转账和账目设计，都不是我做的！全都是汉堡那边……是罗杰经理他们一手处理的！他们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只是分到了一杯羹而已！”
格里芬的这番话，虽然充满了推卸责任的意图，却恰好与冯·克莱因那精心设计的供词，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
克莱因，这位“聪明”的技术官僚，将赃款的去向引向了遥远且难以追查的南欧避税天堂，完美地切断了与汉堡的直接联系。
而格里芬，这个“愚蠢”的商人，则用他粗糙的罪行和直白的供述，毫不犹豫地将所有的金融操作，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
一个负责将水搅浑，一个负责指明源头。
陈霖合上了手中的卷宗。他知道，在斯德丁这条线上，所有的信息都已经搜集完毕。所有的线索，都像百川归海一般，最终汇入了汉堡。现在，舞台的聚光灯，将完全打在方回和他的审计团队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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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北海自由城市同盟。
当陈霖在斯德丁与普鲁士的官僚和罪犯们周旋时，方回则一头扎进了汉堡那迷宫般的金融世界里。与柏林的政治肃杀和斯德丁的工业喧嚣都不同，汉堡的空气中永远飘荡着海盐、财富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属于商人们的狡黠气息。
北海合作银行提供给方回的，是一间可以俯瞰易北河的宽敞办公室，以及堆积如山的、乱七八糟的账本。
这些账目，在方回这位顶级的审计专家眼中，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资金的流动轨迹被设计得如同一个精巧的迷宫，通过在汉堡、不莱梅、甚至哥本哈根之间设立的多层嵌套账户，一笔来自斯德丁的款项，往往要经过五到六次毫无意义的转手，才会最终消失在一个无法追踪的匿名户头里。
陪同调查的汉堡金融顾问，看着这些天书般的流水，脸上露出了既敬畏又尴尬的神情。经过几天的旁敲侧击，方回得出了结论：当地人对于澳宋带来的这套现代金融体系，确实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他们眼中，这套体系高效、强大，但也像一个深不可测的黑箱。他们信任澳宋派来的“专家”，却没能力，或许也“不愿意”去识别其中精巧的欺诈手法。毕竟，北海合作银行在“罗杰”经理的打理下业务蒸蒸日上，为汉堡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一种混合了无知与默许的、心照不宣的共谋。
但对于方回而言，这些障眼法毫无意义。他和他带来的团队，如同最高效的机器，迅速地将这些混乱的数据进行剥离、重组。很快，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人。
罗杰，这位北海合作银行的澳宋籍副经理，亲自操盘了这整个恶劣的、足以引发严重外交后果的金融骗局。几乎每一笔关键的非法转账，都有他亲自签发的授权文件。他就是这个金融迷宫的设计师和唯一的掌控者。
在确认了这一点后，方回立刻向南京发回了一份加密电报，要求调取“罗杰”的全部人事档案。
两天后，当解码后的档案放在方回的桌上时，所有的谜团都有了答案，但也引出了一个更深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疑问。
“罗杰”是他的化名，他的本名叫罗正。档案显示，他原本是帝国金融系统内一位负责工业领域投资与审计的资深干部。他的职业生涯转折点，正是“蒸汽核心案”。在那场惊天大案中，他的一名直系下属，深度牵连进了刘季元老构建的那个走私网络，成为了其中负责洗钱的关键一环。
最终，罗正本人虽然没有被查出直接参与犯罪，但因“对下属严重失察”的渎职罪名，他的政治前途被彻底断送。作为一种“政治放逐”，他被下放到了汉堡，担任这个看似重要、实则远离权力中心的顾问职位。
方回将档案缓缓合上，靠在椅背上，久久不语。
他终于明白了。
这不是一桩孤立的海外腐败案。这不是罗正这个被贬官员为了贪图享乐而进行的报复性敛财。
这是“蒸汽核心案”的延续。是那个本应被彻底铲除的犯罪网络的阴魂不散。罗正不是一个简单的罪犯，他是一个“余孽”。他来到汉堡，带着旧日的资源和手法，在这里，为那个早已覆灭的黑色产业链，重建了一个海外的资金中转站和洗钱中心。
汉堡的账本是新的，但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个幽灵，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旧相识。
方回的指尖在罗正那份薄薄的人事档案上轻轻敲击着，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声响。办公室里静得可怕，只有远处易北河上船只的汽笛声偶尔传来。
“严重失察”……这四个字在档案上是如此的刺眼。对于方回这种浸淫在帝国审计系统一辈子的老吏而言，这四个字本身就是一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黑话。它意味着，罗正当年绝非仅仅是“失察”而已。他极有可能，是“蒸汽核心案”那个庞大黑色产业链中，一条更深、更关键的鱼。
只是，这条鱼在当年那场政治风暴中，因为牵涉的领域过于敏感，或者背后的人物过于强大，最终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了。方回几乎可以想象，在元老院那些不对外开放的秘密会议上，当政保总局、审计总局（“契卡”）和他们检察院的最高层将一份份足以掀翻桌子的调查报告呈上时，为了达成最终的政治妥"协，"某些人的名字被划掉了，某些人的罪行被降级了，某些档案被送进了碎纸机，永远化为了尘埃。
罗正，就是这样一条被从最终判决书上摘下来的鱼，被扔进了汉堡这个遥远的池塘里，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就此沉寂。没人想到，他在这里非但没有沉没，反而利用旧日的人脉和手法，重新织起了一张网。
对于这些深埋在帝国权力结构之下的、不可说的往事，方回没有丝毫兴趣去挖掘。他不是初出茅庐、满腔热血的理想主义者。他深知自己的职责边界，更明白触碰那些被尘封的卷宗，就等于政治自杀。他的任务是解决眼前的普鲁士危机，不是去审判帝国的过去。
他站起身，走到电报机旁，亲自撰写了一份给陈霖和南京的初期报告。
这份报告写得滴水不漏，是官僚文书的典范之作。报告中，他用最精确、最无可辩驳的数据，证实了北海合作银行确实存在大规模的、由澳宋籍副经理“罗杰”（罗正）亲自操盘的洗钱行为。他附上了关键的资金流向图，清晰地展示了赃款如何从斯德丁流出，在汉堡经过多次“净化”，最终汇入由罗正控制的多个账户。
报告将所有罪责都聚焦于罗正的“个人行为”，将其定性为“一名因渎职而被降职的干部，利用海外职务之便，心生贪念，滥用帝国授予的金融知识和权力，进行的严重刑事犯罪”。报告中也提到了罗正与“蒸汽核心案”的关联，但仅仅是作为其被降职的“背景介绍”，绝口不提任何关于“余孽”或“网络延续”的猜测。
整份报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结论克制，完美地将一场可能牵扯到帝国陈年内幕的巨大风暴，压缩成了一起目标明确、责任清晰的海外个人腐败案件。
发完电报，方回没有片刻停留。他召集起自己的团队，将所有的账目证据打包封存。
“收拾东西，”他对下属们下达了简洁的命令，“我们的工作完成了。回柏林。”
一架Y-E1“鹩哥”客机很快便从汉堡的机场起飞，载着方回和他的团队，以及那份足以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审计报告，消失在德意志北方的云层之中。风暴的两个源头，即将在柏林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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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柏林，澳宋大使馆。
联合调查组的内部简报会在一间没有窗户、挂着普鲁士和澳宋双国旗的会议室里进行。气氛严肃，但已不复初见时的剑拔弩张，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尘埃落定前的、略带疲惫的平静。
方回的审计报告，配上陈霖在斯德丁获取的口供，构成了一条无懈可击的证据链。所有的线索，无论是来自普鲁士内部的腐败，还是来自汉堡的金融黑洞，最终都如百川归海，汇集到了罗正（罗杰）这一个人的身上。
冯·曼陀菲尔将军坐在长桌的主位上，眉头紧锁，反复翻阅着报告的最终摘要。作为一名军人，他的直觉告诉他，将如此规模宏大、牵涉两国的惊天弊案，完全归咎于一个被流放的澳宋中层干部，这个结论……过于“干净”了。一个罗正，真的有能量撬动普鲁士的海军部和地方政府，将伏爾鏗船厂这个国之重器玩弄于股掌之间吗？
他的脸上写满了疑惑和些许不满。然而，理智又告诉他，方回提交的财务证据是铁一般的，每一个数字都能与格里芬和克莱因等人的罪行完美对应。这条证据链上，罗正是唯一的、也是最终的那个境外操盘手。无论这背后是否还有更深的故事，普鲁士方面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内部的蛀虫被揪出，造成损失的黑手被锁定，盟友澳宋也给出了一个清晰明确的“罪犯”。这个结论，足以向国王和总参谋部交代了。
“好吧，”曼陀菲尔最终合上了文件夹，用一种带有军人特有决断力的语气说道，“证据链是完整的。我将以此为基础，向无忧宫汇报调查的最终情况。”
“我和方处长会全力协助您，将军。”陈霖温和地回应，“确保我们提交给普鲁士官方的材料，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精准无误。”
接下来的半天，陈霖和方回展现出了他们作为帝国高级官僚的另一面。他们陪同着曼陀菲尔，字斟句酌地修改着那份将要呈报给普鲁士国王的报告。方回负责将那些复杂的金融犯罪手法，转化为普鲁士官僚能够理解的、清晰的语言；陈霖则从外交和法律的角度，确保报告的措辞既能彰显普鲁士的调查功绩，又不会过度损害澳宋帝国的颜面，将事件的严重性控制在一个“可控的丑闻”范围内。
当双方的文秘团队将打印好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终稿文件呈上，由三位负责人共同审阅确认无误后，这场跨国联合调查的“官方”部分，便宣告结束了。
“陈先生，方先生，我代表普鲁士王国，感谢你们的专业与公正。”曼陀菲尔将军站起身，郑重地与两人握手。
“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将军。”陈霖微笑着回答。
告别了曼陀菲尔，陈、方二人乘车返回澳宋大使馆。在大使馆富丽堂皇的门厅里，他们与几位外交官热情地寒暄了一番，礼貌地婉拒了庆祝晚宴的邀请。随后，两人穿过长长的走廊，再次来到了那间熟悉的、有着巨大檀木门的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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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厚重的门在他们身后缓缓关闭，发出沉闷的“咔哒”一声时，两人脸上那种属于公务员的、标准化的微笑，瞬间消失了。
空气中，只剩下他们二人。这里，才是真正开始撰写“另一份”报告的地方。
会议室里没有开主灯，只留下一盏柔和的落地灯，光线将两人投在墙上的影子拉得很长。静谧之中，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在空气中流淌。他们点上雪茄，任由青色的烟雾在室内盘旋、弥散。
“罗正这条线，”方回首先打破了沉默，他轻轻掸了掸烟灰，声音低沉而清晰，“不是野生的，是家养的。”
陈霖缓缓点头，吐出一口浓厚的烟圈：“而且不是他一个人。‘蒸汽核心案’里，像他这样被‘摘’出来、扔到海外自生自灭的棋子，恐怕不在少数。他们就像被剪断的藤蔓，看起来死了，但只要根还在土里，一有机会，就会重新爬满墙头。”
他们都心知肚明，那个看似已经尘埃落定的惊天大案，其实从未真正结束。那条贯穿了军工、重工业和外务部，由元老院内部不同派系利益交织而成的黑色产业链，在当年的政治妥协中，只是被砍掉了最显眼的枝干，其深埋在地下的根系——那些被“政治放逐”的人员、那些被刻意留下的制度漏洞、那些无法见光的海外账户——并未被彻底刨除。
罗正和他在汉堡建立的洗钱中心，正是这根系在欧洲大陆上长出的一个新芽。
“南京那边，这次安静得不寻常。”陈霖转换了话题，但意思却一脉相承，“苏菀和常平给了最高授权之后，就再无任何指示。以往办这种级别的案子，政保、审计和我们检察院的条子，一天能来三趟，催进度、要情报、划红线。这次，什么都没有。”
方回掐灭了雪茄，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刀：“没有指示，本身就是最明确的指示。这说明，高层对这件事的态度是：‘处理掉，但不要带回南京’。他们只想让我们把普鲁士这个着火点扑灭，把罗正这个暴露的棋子拔掉，但绝不希望我们顺着藤，摸到元老院的瓜。”
真相，令人不寒而栗，却又在情理之中。
挖掘下去，可能会牵扯出当年为了平息“蒸汽核心案”而做出的更多幕后交易，甚至会动摇某些至今仍在位的元老的根基。在帝国已经进入稳定期的当下，没有人愿意再掀起一场伤筋动骨的政治风暴。
沉默了许久，陈霖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前，铺开了一张崭新的公文纸。
“但是，”他缓缓说道，语气中带着一种技术官僚特有的、不带感情的执着，“我们不能就这么装作什么都没看见。这是我们作为帝国检察官的底线。”
他不是要挑战元老院的禁区，更无意去做什么揭开黑幕的英雄。但作为帝国司法体系的维护者，他们有责任将发现的系统性风险，以一种“安全”的方式，呈报上去。
“我们得写两份报告。”陈霖说。
方回心领神会，走到他对面坐下。
“第一份，是公开报告。”陈霖拿起笔，“就是我们和曼陀菲尔一起准备的那份。证据确凿，定性为‘前外派人员罗正，恶意利用制度漏洞，伙同普方不法官员，进行的严重刑事犯罪’。这份报告，是给普鲁士人看的，也是给元老院绝大多数人看的。它将宣告案件的圆满结束，彰显帝国的反腐决心。”
“然后呢？”方回问。
陈霖换了一张纸，眼神变得深邃起来。
“第二份，是内部密报。只通过最可靠的加密渠道，呈送给国务卿、苏菀、常平，或许还有政保的程嘉。这份报告里，不会提一个具体的人名，更不会提‘蒸汽核心案’。通篇，都将使用我们最擅长的官僚黑话。”
他一边思索，一边在纸上写下几个关键词：
“经查，‘蒸汽核心案’善后工作中，部分政策性条例在执行层面存在解释空间，被个别干部恶意利用，造成了不可预见的海外风险。建议元老院重新审议相关补充条例的适用性，并对历史外派人员进行一次全面的政治背景审查。”
这份报告，每一个字都滴水不漏。它不说“某某元老当年留了后门”，而说“政策性条例存在解释空间”；它不说“余孽还在活动”，而说“个别干部恶意利用”；它不要求“彻查旧案”，而建议“重新审议”和“背景审查”。
它没有指控任何人，却又清晰地指出了问题的根源。它将一个可能引爆政治炸弹的刑事发现，转化为一个可以被纳入官僚体系内部，通过“合规性整改”来悄然解决的行政问题。
这，就是他们作为帝国老吏的生存智慧，也是他们维护这个庞大帝国机器运转的、独特的方式。
在两份报告——一份给世界，一份给帝国的心脏——被分别送出后，紧绷的琴弦终于松弛下来。对于陈霖和方回而言，案件的核心工作已经结束，剩下的，便是等待南京的最终裁决，以及处理一些必要的“垃圾时间”。
陈霖彻底卸下了调查组组长的严肃面孔，摇身一变，成了大使馆里一位彬彬有礼、随和健谈的“资深顾问”。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大使馆举办的各类外交接待活动中。他尤其喜欢参加那些气氛轻松的午后茶会。
在洒满阳光的温室花园里，伴随着悠扬的古典音乐，他会熟练地为普鲁士的贵妇们斟上一杯来自澳宋特供茶园的龙井，或是为留着络腮胡的德意志银行家推荐一块搭配普洱的宫廷酥饼。有时，他也会饶有兴致地与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军官们摆上一盘象棋，在“炮打卧槽马”的精妙杀招中，引来对方阵阵惊叹。
在这些场合，没人会把他与那场刚刚席卷了普鲁士官场的反腐风暴联系在一起。他与所有人谈论的，都是最无关痛痒的话题：波罗的海哪个海滨最适合度假，下一场皇家舞会的特邀嘉宾，或是谁家的孩子即将进入澳宋援建的精英学校读书。他用这种方式，不动声色地安抚着盟友们因这起丑闻而紧张的神经，传递着一个明确的信号：风暴已经过去，一切照旧。
而方回，则成了北海合作银行里一位令人敬畏的“临时监察官”。应银行董事会和澳宋驻汉堡领事馆的联合委托，他暂时坐镇汉堡，负责监督银行内部的资产清算和监察体系的重组。
每天，他都会准时出现在银行那间曾属于罗正的办公室里。面对那些惊魂未定的银行职员和战战兢兢的汉堡商会代表，他依旧是那个对数字一丝不苟的审计专家。他帮助他们重新设计了一套更严谨、更透明的内部审计流程，堵上了那些曾被罗正轻易利用的漏洞。他很少说话，但只要他一开口，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能切中要害，让那些试图蒙混过关的小聪明无所遁形。
工作之余，方回唯一的爱好，就是沿着易北河畔散步。他看着那些满载货物的船只在澳宋援建的码头上有序地进出，看着这座古老的商业城市，在帝国的秩序下焕发出新的活力。他不像陈霖那样热衷于社交，而是选择在这种旁观者的视角中，度过他在北德意志剩余的时光。
就这样，两位帝国的“老吏”，一个在柏林的谈笑风生中，一个在汉堡的数字丛林里，以各自的方式，打发着等待指令的日子。他们像两个最高明的裱糊匠，刚刚联手修补好了帝国大厦上一道危险的裂缝。现在，他们只需耐心等待，直到来自遥远东方的风，吹来最终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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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平静的日子，是在一个寻常的清晨被打破的。
一封来自大使的、措辞异常正式的便笺，被送到了陈霖和方回的住处。内容简短得令人不安：要求二人即刻返回大使馆，非经特许不得离开，并随时待命。
当他们的轿车驶上柏林街头时，变化已然肉眼可见。
街角，时常能看到三人一组、头戴标志性尖顶盔的“风暴冲锋队”士兵正在巡逻。这些以往只会在海军部、总参谋部等核心机关门口站岗的精锐，如今却荷枪实弹地出现在了普通的街区。他们那踩在石板路上、铿锵作响的军靴声，仿佛在为整座城市敲打着紧张的节拍。
而在那些政府大楼周围，往日身着蓝色制服的普通警察，已被一群穿着深灰色双排扣大衣、神情冷峻的男子所取代。他们是普鲁士内卫，帝国的“盖世太保”，他们的出现，意味着安保等级已提升至最高。
当车队抵达大使馆时，这种感觉达到了顶点。
大使馆内部，仿佛一夜之间，从地里冒出了一群身着黑色西服、面无表情的澳宋男子。他们悄无声息地站在走廊的拐角、通讯室的门口、档案库的外围，像一尊尊沉默的雕像。他们是政保总局的直属行动人员，每一个都是帝国最锋利的暗刃。他们的眼神中没有任何情绪，只是冷静地观察着每一个经过的人。
大使馆内原本轻松的社交氛围荡然无存。外交官和文员们行色匆匆，说话的声音都压低了八度。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巨大压力。
陈霖和方回在自己的临时办公室里安顿下来，谁也没有说话。他们只是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着院子里又多出来的两个黑衣哨位，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
不需要任何解释。
普鲁士的精锐冲锋队上街维稳，内卫系统全面出动监控要害，再加上帝国政保总局的贴身护卫……这种级别的安保阵仗，已经远远超出了处理一个“罗正案”的范畴。
这只有一个解释。
元老院的高层，那些真正执掌帝国权柄的巨头们，要来了。他们此行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来听取一份调查报告那么简单。一场更高层级的、决定这起事件最终走向的政治交易，即将在柏林上演。而他们二人，作为这起案件的经办者，即将成为这场大戏的见证人，或许，还是棋盘上最关键的两枚棋子。
两天后，柏林的天空晴朗无云。
上午十点整，腓特烈大街两旁早已挤满了闻讯而来的市民。街道被清理得一尘不染，风暴冲锋队士兵们每隔十米便肃立一人，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人墙。
陈霖和方回站在大使馆二楼一间办公室的窗前，从这个绝佳的角度，静静地俯瞰着即将上演的这幕精心编排的大戏。
远处传来了军乐队雄壮的奏鸣曲，人群开始骚动。很快，一列由黑色“珠江”牌轿车组成的、望不到头的车队，缓缓驶入了所有人的视野。
打头的是一辆敞篷的皇家礼宾车。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身着笔挺的元帅制服，胸前挂满了勋章，庄严地站在车上，向着道路两旁的国民挥手致意。站在他身旁的，是一位面带微笑、身形微胖的澳宋元老。紧随其后的，是数辆悬挂着澳宋帝国启明星旗与普鲁士黑鹰旗的轿车，车窗的深色玻璃隔绝了外界的一切窥探，但可以想象，里面坐着的，必然是两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军事与情报官员。
车队的尾部，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一幕。
一个整编连的风暴冲锋队，正以一种近乎完美的、机器人般的精准步伐，列队行进。他们身上那擦得锃亮的黄铜尖顶盔，在柏林的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金色光芒，形成了一片流动的、令人敬畏的金属森林。上百双军靴踏在石板路面上，发出的整齐划一、沉重有力的“咔！咔！咔！”声，仿佛是这个新兴强国强劲有力的心跳。
道路两旁的市民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小旗，为自己的国王和来自东方强大盟友的贵宾而骄傲。在这一刻，普鲁士的军威与国威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庄严、强大、不可战胜。
陈霖的目光越过那片金色的盔顶之海，望向了远处海军部的方向。他知道，就在不久前，那里还因为“勃兰登堡藩侯”号铁甲舰的腐败弊案而愁云惨淡，整个造舰计划几乎陷入泥潭。那些被侵吞的公款，那些以次充好的材料，那些动摇了国家根基的蛀虫……
然而此刻，在这场盛大的、充满了政治意味的巡游中，所有这些阴霾都被一扫而空。仿佛那场足以引发信任危机的案件从未发生过，仿佛那艘被寄予厚望的决战兵器依旧在船台上顺利地建造着。
历史的伤口，被一场完美的政治表演，用一块绣着荣耀与威严的华丽幕布，暂时地、也是完美地遮盖了起来。
方回在旁边轻声说了一句，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陈霖说：
“账，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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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波茨坦无忧宫上演的外交仪式，更是将这种“粉饰太平”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洛可可风格的宫殿里，水晶吊灯光彩夺目，衣着华丽的贵族与神情自若的澳宋官员们觥筹交错。陈霖和方回作为“办案有功”人员，有幸列席，但他们被安排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全程充当着沉默的背景板。
仪式的一切环节都进行得滴水不漏。普鲁士国王向元老赠送了一柄镶嵌着宝石的元帅权杖，象征着两国牢不可破的军事同盟；元老则回赠了一幅由帝国最著名画师绘制的、描绘斯德丁港口繁荣景象的巨幅油画，寓意着双方合作的光明前景。
之后的茶会与花园赏花环节，气氛更是热烈而融洽。双方官员们用着优雅的外交辞令，相互寒暄，盛赞对方国家的伟大成就，回忆两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兄弟般情谊”，仿佛那场险些动摇联盟根基的腐败丑闻，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插曲。
最后，仪式的最高潮，在无忧宫一间不对外开放的“吸烟室”里到来。
当侍者将一盒盒产自临高特供农场、用紫檀木盒精心包装的“圣船”牌雪茄呈上时，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交易时刻来临了。
元老亲手为普鲁士国王剪好雪茄，并为他点上。很快，房间里便云雾缭绕，浓郁而醇厚的雪茄香气，混合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政治默契，在空气中发酵。
就在这片人为制造的、象征着“一切尽在掌握”的烟雾之中，好几份早已拟定好的文件被一一签署。
一份《关于进一步深化北德意志工业与基础设施合作的备忘录》，承诺澳宋将提供新一轮的低息贷款和技术支持，帮助普鲁士完成其下一个五年工业计划。
一份《关于建立澳宋-普鲁士战略安全对话机制的联合声明》，宣布成立几个常设的双边合作小组，负责协调两国在军事、情报、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份——一份全新的军备合作条约的草案被放上了台面。草案中，澳宋不仅承诺将协助普鲁-士完成“勃兰登堡藩侯”号的后续建造，还将以“极其优惠”的价格，向其提供两艘帝国海军即将退役的、但性能远超欧洲现役水平的“巡洋舰”，并开放更新一代的舰用蒸汽机技术授权。
帝国的“赔偿”，以一种“深化合作”的体面形式，慷慨地送到了盟友手中。
陈霖和方回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他们不太清楚，普鲁士国王对于自己那艘心爱的、被寄予厚望的决战兵器，此前究竟是何等的震怒与失望。
但此刻，看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脸上露出那种沉醉在醇厚烟雾中的、飘飘然的满足模样，似乎那艘曾经陷入腐败泥潭的战舰，也不是那么的碍眼了。
帝国的旧账，用帝国的利益，完美地“平”掉了。所有人都保住了面子，甚至还得到了更多里子。至于那些被牺牲的、被送上法庭的棋子们，他们的命运，在这场盛大的国家利益交换中，早已无足轻重。
与柏林那场云雾缭绕、觥筹交错的外交盛宴相比，陈霖和方回回到南京后的述职与案件收尾过程，平静得如同一杯放置过久的白开水，乏味到近乎不真实。
他们的第一站，是帝国检察总院。在第一副检察长苏菀那间永远整洁如新的办公室里，陈霖宣读了那份公开的、关于“罗正案”的最终调查报告。苏菀，这位已经年近八旬、见证了帝国司法体系从无到有建立全过程的传奇女性，静静地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闭着眼睛，似乎在聆听，又似乎在打盹。
陈霖有那么一瞬间，不太确定这位老领导是否真的睡着了。但根据他以往的经验，以及苏菀那即使在闭目养神时也依旧挺得笔直的脊背来看，他更倾向于，她只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一种态度：这件事，到此为止。
报告念完，苏菀缓缓睁开眼，眼中没有丝毫波澜。她只是用那略带沙哑的声音，说了四个字：“做得很好。”
没有追问，没有点评，没有对案件细节的任何探讨。仿佛他们刚刚处理的，不是一桩可能动摇帝国欧洲战略的跨国大案，而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
后续向外务部、审计总局和政保总局等相关部门的汇报，更是如出一辙的平淡。接待他们的都是各部门的副职，每个人都彬彬有礼，每个人都心不在焉。会议流程被压缩到最短，官样文章式的提问与回答过后，便是礼貌的送客。在一次与审计总局同僚的交流会上，听着对方那毫无新意的发言，陈霖自己都产生了一股极其强烈的瞌睡冲动。
整个帝国的官僚机器，仿佛就这起案件达成了一种高度的、沉默的默契：迅速翻篇，不再提起。
半个月后，一份内部嘉奖令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陈霖和方回的办公桌上。嘉奖令表彰了他们“在处理涉外重大案件中，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专业的业务能力，成功维护了帝国的核心利益和国际声誉”。措辞标准，毫无新意。对于两位功劳簿上早已写满各种大案要案的老将来说，这份嘉奖令多一张不多，少一张不少。
一切都是那么的丝滑，那么的波澜不惊。这起案件，就像一颗被扔进深潭的石子，在柏林激起了一阵巨大的涟漪后，回到帝国的心脏，却连一丝水花都未曾溅起，便悄然沉入了潭底。
然而，在夜深人静、独处之时，陈霖和方回偶尔还是会想起那份他们真正倾注了心血的、只呈递给少数几位高层的加密密报。
他们知道，改变不了帝国的过去，也无法伸张那种绝对的正义。但他们依旧私下里抱着一丝微弱的希望：希望那份报告里关于“制度性漏洞”和“历史外派人员审查”的建议，能够在那潭深不见底的静水中，激起哪怕一丝真正的涟漪。
在这个庞大帝国已经进入守成，而非开拓的时代里，他们希望能用这种老吏的方式，真正地“守住”一些东西——守住程序的正义，守住法治的底线，守住这艘巨轮在下一次遇到冰山前，能够被悄悄修补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