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节 寒冬的十个瞬间(六)
1638年1月10日上午,岳托一行人乘坐马车离开海州城前往旅顺。
与此同时,海州城东南面90公里处的岫岩城外,多尔衮正在整编他手下的兵马。
在析木堡休整一段时间后,多尔衮考虑到这里距离海州城太近,决定带着从海州城突围出来的军民向岫岩转移。离开析木堡之前,多尔衮再次派骑兵前往海州城外围侦查敌情,以确保转移过程中后面不会有追兵。
结果侦骑意外碰上由城管队和清军单身战俘组成的海州城伐木队,一番短兵相接的遭遇战之后,侦骑中有两人被城管的南洋式步枪击毙,但同时却有27个清军战俘跟着侦骑一起逃来了析木堡。多尔衮大喜过望,带着这批逃出的清军战俘一起去岫岩投靠镶蓝旗。
1637年东江支队的北伐之战让镶白旗损失惨重,战争中有近万旗丁死亡或投降。毕竟东江支队在西线战场攻陷或招降的城堡,从牛庄到海州、鞍山、草河堡,以及长安堡等太子河沿江五堡,全部是镶白旗的封地。
战前镶白旗原有满洲旗丁约12000人、蒙古旗丁约2000人、汉军旗丁约1000人,合计总兵力约15000人。虽然有部分甲兵调去了辽西、沈阳、凤凰城方向,但依然有大约12000名旗丁被东江支队围攻。最后除了多尔衮从海州城突围时带走1500多名旗丁,多铎带着近千名镶白旗溃兵与清军主力汇合,其他全部被东江支队歼灭。
战后统计镶白旗剩余的旗丁数量,包括蒙古牛录和汉军牛录,合计总兵力不到5400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白旗的大部分旗丁在太子河东岸、包围圈之外,包围圈内的正白旗部队遭遇的多为击溃战,躲在鞍山以北的山林、乡野中撑到了跟清军主力汇合,反而兵力损失不大。战前正白旗约有满洲旗丁6000人、蒙古旗丁1200人,战后经过收拢依然有满洲旗丁5500多人,蒙古旗丁1100多人,兵力损失不到十分之一。
虽然镶白旗的损失远大于正白旗,但皇太极对多尔衮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他不仅在海州城“格毙髡贼上千”,还缴获髡贼火器若干,俘虏了一个“宋军老兵”,与多铎在辽阳、鞍山的废柴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
皇太极决定让多尔衮和多铎“换旗”,今后多尔衮就是正白旗的旗主,多尔衮的镶白旗牛录全部换成正白旗的旗籍。多铎的正白旗旧部一部分划归多尔衮,一部分“换旗”为镶白旗的旗籍,与阿济格的镶白旗牛录组成新的镶白旗。多铎的官职也被一撸到底,被下令移居沈阳闭门思过,直属牛录减到10个,其他牛录全部转送给多尔衮和阿济格作为补偿,镶白旗旗主也由阿济格担任。
又过了段时间,皇太极给多尔衮、阿济格送去一批后勤补给和约六千汉人壮丁补充进两白旗,试图让两白旗的人马重新恢复到60个牛录。
经过这一番调整,两白旗的兵马可谓是大换血,由抬旗包衣组成的新兵占到总兵力的三分之一,汉人的实际比例接近七成。
……
岫岩城外,寒风卷着雪沫子打在多尔衮的甲胄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多尔衮骑在马上,目光扫过对面站着的304名汉人。他们中有127人原本是汉军旗人,177人原本是汉人包衣,都是跟着多尔衮从海州突围出来的人。
多尔衮决定将他们全部“抬旗”编入八旗满洲部队,提拔为甲兵和八旗基层军官,用来管理汉人包衣出身的八旗新兵。
“你们是跟着我打过硬仗的。”多尔滚的声音不高,却带着穿透风雪的力道。 “能跟着我到这,足以证明你们是忠于我大清的,忠于我多尔衮的。念你们一片忠心,给你们抬旗,从今日起你们是满洲旗人。你们得给自己改个满洲姓氏,以便写入旗丁档册,不知道怎么改的,就在自己原姓的后面加上‘佳’字。”
他顿了顿,看着底下有人嘴唇哆嗦,有人死死攥着拳头,继续道:“这不仅是荣耀,也是鞭子,时时刻刻抽着你们,要在营里练本事,要在战场上立军功。别以为抬了旗,今后就能享福。旗人的规矩,得用骨头去记。入了正白旗,往后战死了,牌位能进本旗的祠堂。但要是敢贪生怕死,坏了旗的名声,”他猛地勒紧缰绳,战马人立而起,“不光要剥了你的皮,你家里的婆娘娃娃,都得打回原籍,永世不得入旗!”
风雪更急了,吹得众人几乎睁不开眼。多尔衮从怀里掏出一卷黄纸掷在雪地里,一名牛录章京赶忙捡起,高声念起名单。每念到一个名字,便有人上前从牛录章京手中接过甲胄。
多尔衮调转马头离开,马蹄踏过积雪,留下一串深沉的印记。直到风雪将多尔衮的背影吞没,才有人忍不住用袖子抹了把脸,分不清是雪水还是泪水。
……
当多尔衮正在让手下的汉人改满姓、今后如何学当满人之时,上百公里外的盖州,盖州驻军的地区总指挥王小波以及他手下的政工干部,也正在根据布特写的政治教材,教导这里的清军战俘如何当汉人。
随着辽东汉人民兵培训规模的持续扩大和东江支队对海州至鞍山一线统治力的持续加强,鞍山那边的清军降兵也算是完成了历史使命,大部分降兵被陆续转移到了后方的盖州、复州、金州等地。
目前6000多清军降兵和28000多名清军家眷中有大约一半安置在了盖州,加上驻军和转移到这里的辽东汉人,城内总人口突破25000人。
盖州城内的一处大厅,王小波正在对下面的200多清军降兵训话。
“我知道你们普遍能听懂汉话,你们中有不少人原本就是汉人,既然已归顺大宋,自当痛改前非、认祖归宗。你们中也有一些人确实是胡种,但没关系,只要愿意汉化,我大宋也会接纳你们,视你们为兄弟。我不管你们的祖宗到底是胡人还是汉人,今后都得学当华人。
华人与蛮夷的区别核心在于文化礼仪而非血缘种族,合于华夏礼俗者为华,不合者为夷。所谓的华夷之辩、华夏礼俗,关键不在血统、不在姓氏、不在发型、不在服饰,而在于三观认知与道德操守。尊老爱幼、一视同仁,是为华人风范。贵壮贱老、恃强凌弱,是为蛮夷之风。与民同乐,是为华人圣君;率兽食人,是为蛮夷暴君!
改汉姓、穿汉服,可以帮你们更快成为华人。但只要你们能有一颗华人的仁义之心,就算不改汉姓、不穿汉服也没关系。反之,若是始终如蛮夷般率兽食人、残暴不仁,就算是改汉姓、穿汉服、祖宗真是汉人,也会被视为蛮夷。
契丹主耶律尧骨,祖上乃中华始祖黄帝,周朝姬姓王族之后,自幼读汉书,取汉名刘德光。灭后晋入主汴梁后,依中原之俗穿汉服、改国号为辽,想当中原天子。
然则耶律德光之汉化,只停留在改姓、易服、换国号的表面功夫,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仁义、民贵君轻是一点都没学到。他纵容契丹兵四处打谷草、残害百姓,以至于中原民怨沸腾,刘知远在太原起兵反辽后天下响应,不到三月就将耶律德光逐出中原。
耶律德光离开汴梁时,曾口出怨言,说刘知远不过一个沙陀番子,连他的刘姓都不知是从哪里偷来的,竟然还敢妄称汉室宗亲,怕是后匈奴的刘渊都比他来得正统。他刘知远姓刘,我刘德光也姓刘,凭啥中原人认同他不认同我?李存勖、李嗣源父子、石敬塘父子以沙陀人为中国天子,也坐了多年江山,而今我为中国皇帝,才两月有余,就天下皆反。我契丹人是胡种,那沙陀朱邪氏便不是胡种了吗?我不明白,在南朝人心中,究竟什么是胡、什么又是汉?
耶律德光不明白,胡汉的差别不在你姓什么、穿什么衣服、发型是什么、戴不戴耳环,而在于你有没有尽一个汉人君主的本分!
什么是汉人君主的本分?
十朝元老、五代不倒翁、宰相冯道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丰年能平价收粮、灾年能施粥赈济的朝廷,春时划拨种粮、夏岁修治河工、秋月积廪仓实、冬日赈济寒室的朝廷。
耶律德光没能坐稳中原皇位,根本原因是他不仅没能按照冯道的要求拿出谷麦三十万斛、种粮三万斛用于赈灾、恢复中原的粮食生产,还纵容契丹兵四处劫掠,进一步破坏中原的生产,进一步加剧了中原无粮、无人的惨况。活命的粮食、生产粮食的百姓都没了,朝廷与天子又如何存活?
反之,刘知远却自军资中划拨谷麦各三十万斛、种粮食三万斛交于开封府赈济灾民、恢复了中原的生产。有了活命的粮食,活下来的百姓,才有刘知远的朝廷和皇位。
所以,不能尽汉人本分的耶律德光,哪怕真是姬周汉种,都保不住他的中原天子之位。
刘知远虽为沙陀胡种,但尽到了汉人的本分,就能驱逐耶律德光,坐上中原天子之位。
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于我澳宋与倭人、丽人究竟谁是华夏正统?
以发型和服饰论,我澳宋与华夏传统差异很大,此时倭人、丽人与唐人、明人倒有七八分相似。然而我华夏尊老爱幼、追求天下大同的道德理念,倭人、丽人是一点都没学到,尽干些恃强凌弱、率兽食人的蛮夷之事。汉化如此留于表面、未习得华夏精髓的东施仿颦者,如何称得上中华正统?
而真正继承了尊老爱幼、一视同仁、与民同乐、追求天下大同之华夏正统文化的人,乃是我澳宋!
至于发型和服饰,汉人幼童一直有髡发、留辫者,历朝历代的服饰更是有着不小的差异,如何能以发型、服饰定华夏正统?
你们既已归顺我澳宋,自然需要虚心学习我澳宋一视同仁、与民同乐、追求天下大同的华夏正统理念,今后不得再恣行劫掠、妄造杀戮!
当然,发型和衣服最好也跟其他宋人统一一下。
虽然汉化的关键不在发型、服饰而在德行,但同样的发型和服饰可以让你们跟其他汉人相处时减少很多隔阂。
……”
以上的政治教材当然不是布特专门针对清军降兵编的,原本其实是针对汉人归化民的,用来抵消汉人士绅说澳宋“以夷变夏”的扯淡言论。
不过对清军降兵也能用,一来很多清兵本来就是“胡化汉人”、“假鞑”;二来针对清军降兵的“归化”工作,或者说“思想改造”工作,其关键不在于让他们“剃辫易服”,而在于让他们的道德观“汉化”,“剃辫易服”不过是减少民族隔阂的添头。
这种关于什么是“中华正统”的理论,甚至对某些元老都适用。
因为历史原因,元老中存在不少“崇洋媚外”的人,真心想要“以夷变夏”、“全盘西化”。现在澳宋的“元老院”体制以及到处滥用的拉丁字母、古罗马范、北约旗帜等等西方元素,就是这种思潮的产物。
然而他们幻想中的西方天堂,其实只是自己基于中华传统文化思维的美好幻想而已。真正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实只是科技发达、经济富裕的印度式种姓社会,他们的政治文化直到现代依然只是勉强达到中国的商周时代。
老欧洲还好点,经过近代革命的洗礼,能有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水平。而北美灯塔国,直接停留在商朝,或者说,与灯塔国最接近的其实是科技发达、经济富裕的旧西藏。
所以,西方的人文社科,固然有了解的必要,毕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像近代侵华日军的很多高层是深入学习过中国文化的中国通,但真不能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更不能全盘照抄西方体制!
说实话,很多曾被近代中国人视为“救国良方”的西方政治套路,在中国历史上真不新鲜。所谓的“君主立宪制”,其实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所谓的“联邦制”,其实就是“藩镇割据”;所谓的议会制,中国历史上有对应的诸侯会盟、勃极烈会议、忽里台大会、八王议政会议、荣阳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