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xiaoxindehua 于 2020-2-6 15:04 编辑
总督的宴会1635年1月
吧城正值雨季。连着下了几天雨，到了这天下午终于有了些晴天的倾向。傍晚，沿着老虎运河，由两匹马拉着的一辆漂亮的四轮马车轻快地驶过湿漉漉的街道，清脆的马蹄声引来路旁不少艳羡的眼神，即使看不到车上的启明星旗，巴达维亚的市民们也知道，这一定是澳洲领事的马车。
与她在荷兰的姐妹阿姆斯特丹不同，大概是因为她的居民们也知道自己其实时日无多，巴达维亚普遍流行着一种及时行乐的风气，再加上东印度公司高级雇员们庞大的收入，吧城的奢侈浮夸令人咋舌。荷兰的董事会为了遏制殖民地愈演愈烈的炫富的风气想尽了办法却收效甚微，不过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发扬艰苦朴素的新教精神，倒不如说是担心炫富会助长雇员们的腐败。到了30年代初，极力主张节俭的时任总督亨德里克·布鲁沃(Hendrik Brouwer)甚至宣布在城内禁用马车，不过薛若望元老显然不需要理会这份禁令。
此时，薛若望正坐在他的车里看着窗外飞快退后的行道树。从1632年初到这里，现在已经是第四年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看着眼前的这座城市缓慢但坚定地成长着。此时的吉利翁河东岸已经基本建成，但是西岸仍然是大片的滩涂和零星的工地，以及查雅加达的废墟提醒着来客荷兰人十七年前的那场胜利。四年过去了，薛若望心想，当年自己申请成为驻巴达维亚领事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记得自己带着随员、物资和雄心勃勃的计划坐上了前往吧城的商船；他记得漫长而无聊的航行后第一次看到巴达维亚城堡时内心的喜悦，彼时的巴达维亚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已初具规模；他还记得时任总督雅克·斯佩克（Jacques Specx），那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但发际线已然令人无比揪心。
他今天的目的地是巴达维亚城堡的总督官邸，1635年的第一周即将结束，整个城市还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布鲁沃总督今晚准备在那里宴请吧城的重要人物。这类应酬是薛若望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然而几年下来，尽管他的荷兰语和葡萄牙语越讲越好，他还是不怎么能欣赏荷兰人的食物和笑点。马车在运河尽头转了一个弯，车里薛若望打了个哈欠，闭上眼睛靠在靠背上。
薛若望抵达吧城时，荷兰人在虎河北部为他物色了一栋漂亮的三层小楼作为领事馆，他对这个位置还算满意：和殖民**所在的巴达维亚城堡相距不远；而且老虎运河附近是巴达维亚著名的富人区，荷印公司的要员们和吧城的重要人物大都居住在此——为了方便贸易和收集情报，薛若望希望领事馆能尽可能靠近巴达维亚的权力和财富中心。当然，这里的优美风光也加分不少：红砖铺成的街道，两侧茂密的核桃树，路旁白墙红屋顶的欧洲式的建筑……巴达维亚城不算大，城里建筑都很紧凑，领事馆所在的建筑原本属于一位荷兰富商的遗孀，精致而又气派，诸多家具和装饰品都是从欧洲运来，不过在老虎运河沿岸倒不算特别华丽。房子和周围的民宅用椴树和花园隔开，门口有一座小码头，坐船可以很方便地到达港口，不远处还有一座石质拱桥。巴达维亚是阿姆斯特丹在东方的翻版，它同样有一套设计精巧的运河系统，可惜运河一直面临淤塞问题，等到了18世纪晚期甚至造成城市生态系统的崩溃，让巴达维亚旧城区几乎成为一座死城。不过在现在，1635年，城市的环境还称得上“怡人”，河水甚至可以饮用，不过一套水净化系统还是必须的。
买下房子后薛若望和归化民工作人员们对这个建筑做了一些装修和改建，依靠带来的物资和熟练工人，澳洲人们展现出了令当地居民目瞪口呆的建设能力。没用太长时间，房子内部就基本完成了“澳洲化”装修，最后薛若望亲自指挥工人们将铁拳爆菊国徽挂在大门正上方，又在楼顶升起了启明星旗。他用自己的相机记下了这一幕，当许多年后这里被改为一个博物馆，这张照片被陈列在展厅入口，旁边是席亚洲题写的整个展览第一部分的名字：“当启明星升起时”。
此时，底片还静静地躺在薛若望房间的抽屉里。马车又转过一个弯，向城堡南门而去，不过速度放慢了许多。薛若望向窗外看去，外面人不少，基本上都是赴宴的宾客和他们的奴仆们，仆人们撑着伞盖，簇拥着他们的主人们缓缓前进。在巴达维亚，人们为了炫耀财富无所不用其极，随时随地让身边围着一大堆看着有点多余奴隶只是其中的入门科目。
又过了一会，马车驶入城堡，一直到总督官邸门前才停下。总督府是城堡内最高的建筑，使得它的主人可以在塔楼上俯瞰整个城市。一名仆人走来将薛若望引进屋内，他的两名随员和车夫留在外面。实事求是地说，陪领事赴宴并不是一件美差，他们需要整晚上忍受劣质的食物以及周围醉醺醺、吵闹个不停的奴隶们。好在同来的归化民作为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借助几杯朗姆酒和一点小小的贿赂，总是能成功套出不少有用的消息。
在由澳洲蜡烛点亮的宴会厅里，人们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仆人们在房间里穿梭，为宾客们奉上饮料，角落里的乐队奏着轻快的舞曲。薛若望注意到总督正站在房间中央，和华人甲必丹苏鸣岗交谈。薛若望走上前去和总督问好，又问候了他的夫人塞西莉亚（Cecilia van Dorp）。接着他环视了整个大厅，客人们陆陆续续到了不少，他看到了蒙达、林六哥等当地重要华商【这些人的真实姓名都不可考，文中根据荷兰人的档案音译过来的】，总监【Directeur-Generaal，主管贸易，地位仅次于总督】安东尼·范·迪门(Antonio van Diemen)以及几位公司高层和他们的家眷。
总督年逾五十，身材高大，须发皆白。他为公司服务30余年，曾任日本商馆大班，在1632年就任总督之前是阿姆斯特丹事务所的一位董事。作为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巴达维亚浮夸安逸的风气并不对他的胃口——他本人被任命总督的一个任务就是整顿风气，或者说，收拾前任留下的烂摊子。传闻中总督脾气很坏，为人多疑，但薛若望觉得用固执和严厉形容更加准确，不过他仍然同意总督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较之这位老人，薛若望对他的前任好感更高：雅克·斯佩克总督在在艺术上的精致品味使得他们二人颇为投缘，他在为元老院收购艺术品时不时向薛若望推荐一些近当代画家的作品，甚至赠送了薛若望一副托埃布特的风景画，使得后者每天都能从办公室深情凝视威尼斯的总督府。可惜这位老哥从未把自己的才华和热情放到公司的事物上，再加上在一些其他问题上招致了董事们的不满，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位可爱的先生在1632年就回到荷兰继续他的艺术收藏事业了。自那之后，总督官邸就又恢复了科恩在任时整洁、朴素的状态，仅仅在像今天这样的场合才展露出一点吧城特有的浮华。
至于苏鸣岗，他和总督年纪相仿，两鬓斑白，目光锐利，因在热带生活多年皮肤黝黑，和几年前相比明显有了老态。1620年，巴达维亚建成之初，已经在万丹颇有影响的他应科恩之邀来到吧城，可以说这里今日的繁荣苏鸣岗功不可没。他掌握着一个遍及东南亚，甚至远至台湾、日本的贸易网络；同时，他作为华人领袖在本地声望极高。荷印公司非常清楚，目前巴达维亚的繁荣很大程度来自于与中国的贸易，因此对苏鸣岗着意笼络，给予他包税权以及许多贸易上的特权。苏的豪宅紧邻城堡，据说总督每周与他会面两到三次，以至于有人形容他“与其说是个商人，不如说是个官员”。这位苏老爷早就对澳洲人和澳洲货有所耳闻，在此之前他就曾极力劝说总督与元老院达成贸易协定，自然也对薛领事也极为重视。薛若望对于这样的大佬也从不怠慢，在他抵达吧城不久就登门拜访。几年下来，二人关系已经相当不错，甚至苏鸣岗的部分船只入股了东南亚公司。有了苏鸣岗这样的合作者，再加上元老院大败官军，击杀郑芝龙等事迹逐渐在吧城传开，这些年来薛若望在吧城的华人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甚至会参与到华人社会内部问题的解决中。
东印度群岛委员会的六位委员目前只到了三位。由于离职或死亡，委员会很少能实现满编，事实上在东印度，公司雇员死在任上并不罕见，17世纪初VOC每艘前往东方的船上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乘客能重新看到自己故乡的海岸，所以要想在荷印公司里爬到高层，除了能力和运气之外强健的身体同样重要。这样的结果就是殖民**期望的一位总督加六位委员会的东印度委员会很少能真正实现，很多时候还是要依靠“临时委员”们的投票。
没过一会总督夫人塞西莉亚邀请各位入席。“我很荣幸和诸位一道，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总督中气十足的声音从薛若望一只耳朵进去然后又从另一只耳朵溜走，只听他年复一年地祝福荷兰的十七绅士身体健康、感谢同僚与伙伴们的辛勤努力，称赞巴达维亚的繁荣……然后众人配合气氛着不时微笑、鼓掌或者举杯。桌上摆着来自设拉子和加纳利的美酒，朗姆酒按着时兴的方式兑了果汁，除此之外还有些大唐公主。薛若望忍着笑听着旁边的人低声议论着餐桌上“吧城特供”的大唐公主以及瓷酒瓶收藏的玄学——一年之前总督夫人请他帮忙购买一些澳洲酒，瞬间奸商附体的薛若望满口答应，并立刻电告临高要求在原本出口的一批大唐公主外包装上印上“吧城特供”的标志，加价卖给塞西莉亚。不过看着这位夫人今晚得意的样子，想来她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
总督之后又有几位城里的头面人物依次致辞，连薛若望本人也起身祝福了一番““两国友谊地久天长”。按照流程，接下来就是冗长的餐前祈祷。作为一个无神论者，薛若望在此期间只能保持礼貌的微笑，琢磨着一会回去吃点什么好安抚一下自己被荷兰人折磨的胃。等到他都有些不耐烦了宴会才正式开始。菜品基本是荷兰和本地风味的迷之结合，薛若望至今记得他第一次参加本地宴会时看着面前胡乱煮在一起的菜和肉时欲哭无泪的心情，然而就目前来看荷兰人并不打算在吃上适当提升一下品味。
几瓶酒打开之后，餐桌上的气氛逐渐热闹了起来。近来城里最重要的新闻莫过于去年圣诞节首席商务员（Eerste Opperkoopman）西蒙·范·代尔夫特的突然离世【这人是我瞎编的，顺便跪求17世纪早期VOC东印度委员会成员名单】，餐桌上不断有人低声议论此人到底为自己的妻儿留下多少财产——公司职员利用职权谋私利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然而有了倒霉的科尼利斯·范·尼恩鲁德[1]的前车之鉴，高级职员们如今无不对自己财富的真实数量讳莫如深。但毫无疑问，范·代尔夫特的遗孀凯瑟琳娜是现在城里最受瞩目的独身女子。当今荷兰人有一个共识：短时间发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娶一个有钱的寡妇。在巴达维亚，富有却短命的公司职员们不断为后辈提供这样的机会。
“据说仅仅去年一年，范·代尔夫特就向他在国内的亲人汇去了超过3万盾[2]。”薛若望抬眼望去，离他不远的地方，一个棕色头发的年轻人用刻意压低，但又足以让周围人都听到的声音对他身边的女客说道。“上帝保佑”那位太太露出一个夸张的惊讶表情，并迅速打开一把扇子遮住半张脸，“他可真是个注重家庭的人。”——薛若望听到这里几乎笑出来。“不要忘记了，我们敬爱的范·代尔夫特先生曾负责管理昂鲁斯特岛上的港务，没人知道他在那里捞了多少。”一旁一位年长一些的高级商务员冷冷地补充道，“我亲眼见到有一次当他的私人货物从船上卸下之后，船身足足上浮三尺。”“那个岛一定是因为汇聚了太多不义之财才如此动荡不安[3]”说话的人是范·德兰特隆，在成功与元老院签订协议后他的升迁之路还算顺利，如今已经成为高级商务员，并有机会旁听东印度委员会的会议[4]，同时他也是下一任首席商务员的有力竞争者。
薛若望把注意力转回自己眼前的餐盘，鱼很新鲜，就是香料的味道太重了。在来巴达维亚之前，他就对荷印公司内部的腐败有所耳闻，然而当他真正见到这一切时还是完全被震惊了。在这里，上至东印度委员会的委员下至商船上的普通水手，人人都试图从公司的垄断中分一杯羹，每艘离开或返回吧城的东印度公司货船都有相当一部分载重运送的是职员们的私人货物。不过震惊之余他也立刻意识到了机会所在，因此他加紧建立了德隆银行分行进度，为了适应吧城的需求，他仿照日后瑞士银行建立了保密制度，允许储户使用化名甚至虚拟机构开户，并且通过其他一系列章程保证财产所有者可以永不露面。但接着他很快就发现这些高级职员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么之中有人甚至雇佣中国帆船为自己运货或是为华商们提供贷款。现在支撑德隆银行巴达维亚分行业务的，除了当地华商，就是这些荷印公司内部的硕鼠了。事实上直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宣告破产很多年后元老院才公布了一部分当时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档案，从中历史学家们震惊地发现，在整个荷兰与澳宋的贸易史中，私人贸易的规模竟不亚于公司贸易。要把在座各位的黑账翻出来，薛若望想，尼德兰的十七位绅士恐怕就要炸锅了，不过他们之后肯定会更加卖力地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亲戚们塞进巴达维亚。美中不足的是这些人最后还是要通过公司的渠道才能将自己的财富汇给在荷兰的亲属，前不久还有某低级商务员因为汇款数额过于巨大而被拒绝支付，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不能白白便宜了英国人……[5]。
看到总督越来越阴沉的脸色，客人们都知趣地不再谈论范·代尔夫特的潜在经济问题，转而回到了巴达维亚经久不衰的话题：贸易。然而，正如巴达维亚的建立者，那位狮子般的科恩曾说过的：亚洲贸易必须在武器的保护和帮助下进行。从1602年开始至今“公司的矛和剑”几乎不停地与欧洲和亚洲的对手们作战。即使是现在，巴达维亚也不断受到仅仅在它西面100多公里的万丹王国的威胁——这也使得公司试图在城外建设甘蔗种植园和盐场企图屡屡受挫，连城里的木材供应都经常受到威胁。“我们脆弱的篱笆根本无力保护城市的人员和货物”在薛若望的右边，满脸通红的民团上尉扯着嗓子吼着，“它们在英国人面前简直不堪一击，甚至也抵挡不住城外好战的土人们。尊贵、威严、勇敢、聪明、有远见又审慎的总督阁下，您有没有注意到您脚下这位东方的女王实际上是**呢？”话音一落周围便传来一阵哄笑，总督的脸又黑了几分“库仑先生喝酒永远都不知节制，而且一旦喝醉就瞎说大实话。”薛若望带着戏谑的笑容对苏鸣岗说道，后者则一脸苦笑。在原时空直到1638年环绕城市的木栅栏才被石砌的城墙取代，但在本时空，由于缺乏劳动力，城市的建设速度大大减缓。苏鸣岗的密友，也是城里主要的建筑承包商杨昆不止一次地向他抱怨由于劳动力的匮乏，城市西面和北面的几条运河无法按期完工，造价也居高不下；至于修建城墙，杨昆明确地告诉他，造价预计不会低于每土方20里亚尔[6]。这样一来，对唐人的人头税和附加税又会大大增加，说不定会翻一番[7]，苏鸣岗暗暗摇头，这样的话还有什么人愿意来巽他噶喇巴[8]呢？自从科恩意识到在巴达维亚大规模吸引荷兰移民已不可能之后，便将目光转向华人。在薛若望抵达这里时时，华人已经成为城里最大的人口集团，支配了捕鱼、伐木、建筑业、农业、园艺、零售业、手工业以及与中国的贸易，并且支付大部分的税收，可以说17世纪的巴达维亚实际上就是一座荷兰人保护下的华人殖民城[9]。苏鸣岗自己在噶喇巴生活多年，早已将这里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不愿意亲眼看到城市的衰落，但是这位人头税包税人很清楚，从1632年开始每年抵达吧城的唐人便不再增加，甚至在1633年骤减，1634年才有所恢复；而居住在城里的唐人也陆续有人离开吧城——苏鸣岗很清楚他们的目的地，毕竟从各个方面来看，澳洲人治下的海南都是一个更理想的去处。在最开始的几年里，华人移民减少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被与澳洲人贸易的繁荣掩饰，但到了现在，人口流失造成的问题越来越严峻：不仅仅是税收的损失，还有劳动力的缺乏，这一点从巴达维亚当局不断增加的奴隶输入量也可见一斑。想到了人头税，这位华人领袖忍不住又开始头疼。巴达维亚华人人头税的征收对象是城里所有满14岁的男性，不仅仅是常驻人口，而且包括贸易季节停留此地的商人和水手。而澳洲人的领事自抵达吧城起就坚持认为澳洲人船上的船员们不应该被征收人头税或者其他附加税，荷兰人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肯轻易让步，毕竟这座城市目前一半的税收都来自于此。但是澳荷贸易协定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出规定，一番折冲周旋之后荷兰人只同意每年给予澳洲人若干为期六个月的免税名额——这当然不能令薛若望满意，苏鸣岗夹在两方中间也很为难。想到这些麻烦事，苏鸣岗觉得胸口都有些发闷，毕竟是老了，精力不如从前了啊，他暗暗感慨，忍不住开始考虑退休的问题。
在苏鸣岗苦恼的同时，总督也到达了爆发的边缘。此时又是范·迪门站出来收拾局面。他礼貌却不失强硬地建议库仑上尉到院子里呼吸一些有益健康的新鲜空气，然后又巧妙地转移了话题。这位未来的总督兴致勃勃地谈到了来自印度和香料群岛的奇特的生物，东方的历史、以及对于神秘的南方大陆和金银岛的种种传闻。客人们纷纷做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餐桌上又恢复了欢乐祥和的气氛。这位迪门果然不一般，薛若望想，难怪仅仅五年就能从一个无名小卒升至委员会常务委员。薛若望抵达巴达维亚不久就耳闻了这位传奇人物的经历，而在这位安东尼于1633年以总监的身份重返巴达维亚之后，人人都知道这位在尼德兰极受董事们欣赏的巴达维亚二号人物几乎就是钦定的下任总督。更让公司不少职员，甚至薛若望本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范·迪门居然和布鲁沃相处得非常融洽。
范·迪门对于传说中的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和日本东部的金银岛传闻的兴趣从来都不是秘密。据说在1618年前往巴达维亚的航行中，他的船队就在爪哇南方的某个岛屿停留——薛若望几乎肯定所谓的岛屿其实就是澳大利亚西部的某个半岛。范·迪门对澳洲人也充满了兴趣，不放过任何机会机会向薛若望询问关于澳洲的一切。原因除了澳洲人本身的强大实力和独特的文化，还很可能是由于“澳洲”和“Terra Australis”的发音实在接近。结果就是薛若望如今对被俘手册倒背如流，并且为手册内容的更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薛若望一直就想不明白，像安东尼·范·迪门这种人在尼德兰好歹也是正儿八经上过拉丁学校的，要说对南大陆好奇还能算是受了古希腊人的影响，金银岛这种西班牙人编出来的扯淡玩意儿怎么也信？不过说句实话，薛若望承认，除了求知欲有点过于旺盛之外，这个人还是挺不错的。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总督也在默默地观察他。就在在今天早些时候一艘快艇抵达巴达维亚，船上几乎没有货物，只是带来了莱布·特里尼的一份报告。考虑到最快两到三周之后第一批来自中国的船队就可能到达，这份提前抵达的报告引起了总督的重视。果然，这份报告中特里尼提到了澳洲人目前进行的一系列动员行动，再结合澳洲人宣传口径，他推测澳洲人可能在1635年对明国宣战。澳洲人的第一个目标，特里尼在报告中写到，毫无疑问就是广州。广州，看到这里总督眼皮一跳，自从荷兰人抵达东方后就一直渴望与中国在沿海港口建立常规贸易关系。然而在1622年试图夺取澳门失败，接着又于1624年被驱逐出澎湖后，荷兰人就只能以大员为基地靠中国沿海商人获取大明的商品。在总督看来，澳洲人是远比明人更好的贸易伙伴，如果澳洲人控制广州后将广州开放给外国人，甚至如果公司能在广州设立商站，那么公司就有能力取代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地位，科恩所构想的西至摩卡，东至平户的亚洲贸易网络也就可以完全实现。要是之后再想办法封锁马尼拉的银丝贸易，总督忍不住继续扩展脑洞，伊比利亚人就可以完全被排除在季风亚洲之外了。于是他当即召开东印度委员会会议，主管亚洲贸易的范·迪门对在广州设立商馆非常积极——来到巴达维亚的中国商人带来的货物更多是为了满足爪哇当地的需求而非公司亚洲贸易所需，直接在中国大陆设立商馆显然可以更好地满足公司的贸易需要，也可以让那些痴迷于贸易垄断的尼德兰绅士们心满意足。但同时一些委员们也担心，公司与澳洲人之间的贸易会不会受到战争的影响。现在他们最需要了解的就是澳洲人的态度，好在一位元老现在就坐在这里。这位领事无疑可以通过某种手段与临高的元老院保持一种密切的联系。
当一位仆人走到薛若望身边告诉他总督想和他私下聊聊时，薛若望很是意外。他向总督点了点头，接着起身和他一起来到了一间小会议室里，一位仆人进来为他们端上咖啡后便躬身离去——在亚洲的荷兰人要比他们的欧洲同胞们更早地接受了这种饮料。薛若望端起杯子尝了一口，一股苦涩的香气充满了鼻腔，“很不错的咖啡，阁下”，他抬起头来对总督说，“这样的饮品在临高会很受欢迎。”布鲁沃总督点了点头，没有碰他面前的饮料。“领事阁下，在临高的特里尼先生不久前发来一份报告，他提到贵国目前正在进行一系列动员行动，似乎在为不久之后的军事行动做准备。”还挺直接，薛若望想，然后他问道：“特里尼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呢？”，“贵国公开的敌人并不多”总督仍然是一副硬梆梆的样子，“最重要的就是在北方的明国。特里尼先生认为贵国显然想扩大在你们目前在广东的利益。”好家伙，薛若望心想，如果是最近收到的报告那该是去年12月上旬发出的，荷兰人的鼻子可真灵。“是的，我国将在今年上半年对明宣战，并控制广东、广西两省。在此期间我国与公司之间的贸易会正常进行，我国的订货不会减少，贵公司的所需的货物也会按时交付。维持与公司的正常贸易往来是元老院的既定方针，这一点我们已经知会特里尼先生，我想他的下一份报告中会提到我们的保证。毕竟我们还都在等着安汶岛上的小树长大呢。”薛若望如实回答，保持与荷兰的正常关系原本就在《对明战争指导纲要》之中，至于泄密的问题，一方面薛若望并不相信荷兰人会给大明通风报信，另一方面，考虑到现在的风向，等到从巴达维亚出发的船达到广州，伏波军估计都已经进城了。薛若望的答复让布鲁沃总督的脸上闪过一丝笑意。他端起咖啡满足地喝了一口，接着说：“到过广州的商人们都说那里是明国最优秀的港口之一，但可惜它并不对外国人开放。如果贵国控制了广州，是否也会将其加入到《澳荷贸易协定》中开放港口的目录中呢？”荷兰人这点小心思在薛若望意料之中，临高之前也发来了相应的指示：“一旦我国完全控制广州，它将欢迎所有怀良好意图而来的商人们。在得到元老院的许可之后，这些人可以到广州自由进行贸易或者设立商馆。”尽管没有排除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搅屎的可能性，这个条件已经让总督极其满意了，而且他也对收拾掉那些西班克们充满信心，于是这次非正式的会面就这样愉快地结束了。
当两人红光满面地回到宴会厅，在场的客人们都忍不住猜测总督和薛领事到底达成了什么肮脏的交易。薛若望若无其事地就坐继续和苏鸣岗谈笑风生，议论着今年谁家的货船能第一个到达巴达维亚。总督也不多说话，只是向他的“亲密战友”范·迪门眨了眨眼睛，后者则会心一笑，剩下的两位委员也即刻了然，这更激起了其它吃瓜群众的好奇心，只是畏惧总督的臭脾气没人敢开口。没过多久，整场宴会就在这样一种诡异的气氛中结束了。
薛若望从总督府出来时天已经全黑，周围一片喧闹，黑暗中的无数灯笼蜿蜒流向远处。红旗马车已经等在门口，和他同来的随员一脸疲惫地向他致敬。上车后马车按着来时的路线返回领事馆。尽管夜已深，运河畔仍相当热闹，男男女女坐在树下聊天、弹琴、喝酒、嚼槟榔，不远处两个年轻人在一片欢呼中扑通扑通地跳进运河，引来周围人一阵大笑。街角的酒馆里灯火通明，不断传出音乐和笑闹声，门口醉醺醺的客人在姑娘们的搀扶下踉踉跄跄地向暗处走去。随着马车的缓缓驶过，不时有人冲这辆漂亮的座驾吹口哨，这座城市，似乎从来没有过烦恼。
[1] Cornelisvan Nijenrode 曾任荷印公司日本大班，1633准备返回巴达维亚之前去世。当他的棺材和三十九个装满他在日十年来收藏的行李箱、以及一份货物目录抵达巴达维亚时，布鲁沃总督大为震怒，认为这些财富只可能是“通过不正当的交易手段或者通过控制非法私人贸易”所得，因此法庭下令全部资产充公并公开拍卖，拍卖所得超过两万三千盾（我个人觉得真不算特别多）。 [2]举几个例子，当时一名船长的月薪是60-80盾，低级商务员每月40盾，此人按职位我估计月薪可能200-300盾的样子。 [3]Onrust的意思是不安的 [4]这个职位貌似叫Auditor-General，能旁听委员会会议但不参与决策，我一直觉得VOC在巴达维亚的架构有点乱，各种资料也常有矛盾之处，求大神指点 [5]17世纪末期开始不少荷印公司的雇员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把自己积攒的财富汇到伦敦。 [6]原时空荷兰人支付的城墙建造费用是每土方11里亚尔，但这个价格实际上过低，结果直接导致了杨昆的破产。杨昆死后报价上升至14real [7]目前人头税是14岁以上有劳动能力的华人男性每人每月1.5里亚尔 [8]巽他噶喇巴是华人对巴达维亚的称呼，噶喇巴意为椰子 [9]此观点来自包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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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10 23:18:11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楼主
别我八月开写三十年战争的时候把你的计划打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