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ggfree 于 2019-7-10 14:55 编辑
临高的酒 酒,现在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了。无论婚丧嫁娶,朋友聚会,桌上没有酒,总觉得少点什么。轻工部,贸易部也时不时的举办一些“大宋名酒”、“国际名牌”之类的评比,各家厂商的红酒、白酒、啤酒、烈酒、果露酒等等,你争我夺,好不热闹。
笔者收藏的各类酒标
可是,你知道么?在元老院的光辉照耀到我们之前,世间可没有这么多类的酒,更没有这么多的品牌。那时,受限于伪明落后的技术水平和低下粮食产量,大部分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来发展大规模酿酒。基本都是一些小规模的土坊酿造,酒体浑浊,储存不慎就会发酸,质量和卫生都远远不如今天的产品。
我还依稀记得,很小的时候,在山东老家,父亲似乎不大喝酒,只在麦收,祭灶,守岁时稍稍喝一下。后来听大哥回忆说,父亲年轻时其实挺爱喝酒的,只是那时节百姓年景太差,伪明官府和地主的压榨太狠,即便是我们家那样有几亩田地的自耕农户,也实在无力经常打酒。
伟大的元老院来了,人间就不一样了。早在30年代,广州紫明楼就面向大明,推出了“国士无双”牌白酒,是我们早期对明贸易的拳头商品,一方面为我们赚取了大量的利润,另一方面,也向伪明的人民展示了先进的“澳宋生活方式”。现在,“国士无双”已经成了我们概念里默认的“国酒”。1655年,在第一届“大宋名酒”的评选中,“国士无双” 酒就得到了轻工部颁发的金质奖章,在之后每年的评选中,都取得了“大宋名酒”称号。就是其他的同系酒,也在各类评选中屡屡获奖。1660年,紫诚酒业在贵州的分厂推出“国士无双 经典 1630” 在第二年就获得了“大宋名酒”称号,水晶装一瓶一度上到两千元流通券,依然供不应求。
三四十年代开始,“国士无双”在民间就已经是高档酒的代名词。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我爱人家里“上门”,花了半个月的工资加上出差津贴,才买了一套礼盒装的“国士无双”作为礼物,里面是250毫升装的一瓶酒加两个玻璃酒杯。现在回忆起来,早期的“国士无双”好像都是250毫升的小瓶装,应该是受限于原料和产能,毕竟当时还是战争时期,粮食供应还不像现在这么稳定。
到五十年代以后,随着酒类生产许可证制度的建立,加之元老院控制了更加稳定的粮食供应渠道,各地公私酿酒企业纷纷建立起来,淘汰了很多民间土烧坊。一些现在知名的酒类比如,临高的“文酒”、广东的“团结大曲”、登州的“粮食白酒”、琼州的“南海香槟”和济州岛的红葡萄酒等等,都是这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1642年生产的“国士无双 随身装”(广州大世界博物馆藏品)
获得轻工部金质奖章的“大宋名酒”——“国士无双 ‘经典1630’ ” (紫诚酒业资料)
1640年前后,大哥有次回临高公干,和四哥还有我在老县城里他驻地对面的“章东明”酒楼吃了顿饭。那时都没什么钱,只能喝酒楼自产的散装烧酒,我还记得是2毛5一两。当然,那时还是战争时期,没有太多瓶装酒类供应,大部分酒楼食肆还是用土烧酒掺水卖的。那晚我们一共只喝了四壶,两斤酒吧。这是因为当时的临高,风气还比较严肃,“公家人”是不允许像伪明的那些胥吏一样酗酒的。大哥和我们说了些军队里趣事。不知怎么聊到喝酒,他们陆军里喝酒的管理较为弹性,逢元老院和军队节日、纪念日,和演习结束的会餐,可以喝一点特供的红酒或者亚力酒什么的,平时一般不许饮酒,只能喝格瓦斯或者定量的啤酒。海军那边比较严格,出海训练、作战绝对禁酒,最多喝格瓦斯,下船休整才能喝一点,以朗姆较多。但是海兵队又比较特殊,据说是因为带队的石元老个人风格的关系,平日里小喝,上阵打仗前要大喝。后来有几个颇能喝的,连卫生部下发的消毒酒精都没放过,结果给送了医……后来他们那喝酒的风气也转变了很多。那晚,大哥还嘱咐了我和四哥很多,让我们要永远记着元老院的恩情,听元老们的话,只有跟着元老院走才能有一个崭新的人间。这些话,伴着那晚的酒香,让我咀嚼了几十年。。
40年代的临高县城
再后来,我们三兄弟就天个一方,四处奔波,再没机会坐下来好好喝杯酒,甚至1647年我结婚的时候,大哥因为在剿匪作战前线,都没能回来参加。直到1652年,大哥和四哥回临高参加英模表彰大会,我们才又在临高聚首。那时候,老县城在搞“集中改造、创卫达标”,“章东明”已经没有了,在原址上重新盖了一个新的气派酒楼,叫“鸿运酒楼”,开始供应各种牌子的酒类,2毛5的土灶酒也早就没有了。
50年代,笔者与家人在临高
那次的聚会,大哥大嫂和四哥四嫂以及我们夫妇带上各自的孩子,坐了一大桌。我把当年结婚时存下来的“幸福”红葡萄酒也拿了出来。这是一种甜红葡萄酒,现在已经见不到了,四五十年代很是流行过一阵子。1641年,贸易司在广州辅助、合并了广州的几家私人酒坊成立了“五星酒庄”,并以元老院的新式酿造技术为基础,开发了几种红白葡萄酒,也包括这种“幸福”红葡萄酒。结果发现,“幸福”的销路最好。元老院治下的年轻人,只要办新式的“澳宋婚礼”,都要买这种酒。一是牌子吉利能讨个好口采;二是酒色为红,和喜庆的气氛比较配合;三是价格比较适中;还有就是,那时候大家的口味还不太适应元老们喜欢的那种“干红”,这种“幸福”红酒是用济州岛的葡萄榨汁,以葡萄汁加基酒勾兑,并加糖调整口味。结果这种带着甜甜的果汁味道的“红酒”相比真正葡萄酿造的干红在当时反而更有市场。
1648年,“五星酒庄”的一个大股东梁孝卿突然去世,因为家族内部的遗嘱纠纷,一直参与管理酒庄的其二子梁登云没有继承到相应的股份,一气之下退出了“五星酒庄”,和“万有商行”老板林全安的一个儿子林卫宋合作另立了“万云酒坊”。随着那时元老院在山东站稳脚跟,当地也开辟出了很多葡萄种植园。“万云酒坊”就以山东葡萄为原料,推出了一种 “ '幸福红' 甜葡萄酒 ”,包装和口味都尽力模仿“幸福”红葡萄酒。经过“万有”在销售领域的大力推广,到1651年底已经在广东、福建和海南岛的很多市镇抢到了很多市场份额,尤其是农村市场,那时已经开始学着城里办喜事喝红酒了。到了第二年三月,“五星酒庄”以“商标侵权”把“万云酒坊”告上了广州特别市的法庭。而“万云”则辩称,其产品是“甜葡萄酒”,不是“五星”的“红葡萄酒”,为不同类产品,不存在“商标侵权”。同时,梁登云也在广州的民事法庭起诉他的兄长和叔叔篡改遗嘱,非法剥夺其继承权。作为我国第一个影响较大的商标争议案件,连带着富商的家族恩怨,当时可算是闹得满城风雨。《广州日报》也连篇累牍的跟踪报道,并请法律届的各位元老撰写一系列的相关文章,给普通百姓普及《商标法》和《遗产继承法》。
我们三兄弟聚会的时候,正是这两个案子沸沸扬扬的时候,连带着这两种酒都一再脱销。我还记得,我们那天聚会带去的几瓶1647年的“幸福”红酒,甚至被人当场提出要高价收购,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后来,这两个官司打到了1653年,以双方庭外和解,“五星酒庄”以梁登云应得股份折价收购“万云酒坊”,成立新的“万云酒庄”同时生产销售“幸福”和“幸福红”而告终,也算是皆大欢喜了吧。后来这两家酒庄也算历尽风雨,“五星”后来经营不善,没有积极改进、开发新的产品应对市场变化,于1683年破产歇业;而“万云”早于1672年就因为“万有信贷案”牵连,被德隆银行收购重组,变成了南海食品集团下的控股企业“万云商贸”,主业也不再从事酒类生产了。
“幸福”红酒和“幸福红”甜酒
四五十年代的万有商行在乡村地区的代理店
不同于传统工艺酿造的“烧黄二酒”,像啤酒、红白葡萄酒、金酒、白兰地、威士忌、气泡酒、亚力酒、甜酒和朗姆酒等等这些新的品种,都是元老院带来的。尤其是现在畅销国内的“大宋名酒”——“胜利牌金酒”和“子良牌白兰地”;享誉海内外的“国际名牌”——“大唐公主牌大黄甜酒”,“皇家萨琳娜牌朗姆酒”都是由薛子良元老最早创制的。我国重要的酿酒企业,“萨良酒业集团”也是由他和夫人萨琳娜女士亲自创办。虽然工(bu)作(shi)繁(han)忙(zi),薛子良元老还是通过秘书执笔,写出了很多酿造学专著。《薛氏酿造学原理》一至四卷是现在各大院校食品专业的必修内容,《薛氏酿造技术手册》更是酿酒、发酵相关工业技术人员的手边必备,他主编的《酿造工艺》杂志也一直是业内公认的专业核心期刊。另外,令人无比钦佩的是,薛元老还是元老院之剑 ——“特侦队”的缔造者之一,就像很多元老一样,也是经天纬地的文武奇才。 薛子良元老率领特侦队在执行任务(《启明星》杂志 存档)
薛子良元老1644年左右酿制的“胜利牌金酒”和“子良杂果白兰地”(广州轻工博物馆藏品)
如果说甜酒是普通群众喜欢的酒,那干红就是元老们专属的,尤其是“82号”出售的各种红白葡萄酒,更为高档。我第一次喝到干红要比甜红酒还早些,那大概是1642年左右,四哥带来的一瓶“82号”出品的红酒,是陈海阳元老视察船厂时,给技术骨干们赠送的礼物,据说要卖上百一瓶。四哥当时的师傅侯龙涛同志领到了一瓶,但他不爱喝红酒,就顺手给了他最喜欢的徒弟,我四哥陈忠陵。我当时刚从三亚出了个长差回来,喝了几个月当地4块钱一瓶的“劳动牌“亚力酒,第一次要享受这么高档的东西,还是挺激动的。我们为了喝这瓶红酒,特意跑去了东门市的文澜咖啡馆(那时咖啡馆是允许经营酒精饮料的),因为那里有专门的高脚玻璃杯。我和四哥按照《天水生活周刊》上的指导,把酒打开,晃一晃让它醒一醒,当时还觉得这酒是不是像人上班一样,要晃晃才能醒;然后,缓慢的把酒倒进酒杯里,再用手捏住杯座把杯子晃一晃,看看酒液的挂壁和酒液的颜色;再把鼻子凑上去闻闻酒的香气;最后轻轻喝上一口,用舌尖品味酒液。谁知嘴里却不是想象中的琼浆玉液的味道,而是从舌尖传来一种混合着苦味和酸涩的味道,似乎各种味道都有,可就是没有期望中的酒味儿。本来还想按照书上说的把酒含在嘴里品一品,可是味道实在怪异,赶紧眉头一皱赶紧的咽了下去。抬头看四哥时,发现他嘴巴咧着,一张脸紧皱在一起,像个苦瓜,那口红色的琼浆已经吐到桌布上了…… 后来,我们用这瓶打开的酒和茶馆老板换了一箱香烟,高高兴兴的回去了。现在想想,真是年轻不懂事啊。
曾经风靡临高的《天水生活周刊》
后来,四哥调到香港船厂之后,主要负责船舶修理工作。每每修理好海军的主力战舰,项目组和海军的同志们都会搞个会餐。席间一般都是海军的军供朗姆酒兑一兑格瓦斯,或者是“珠江”啤酒。有时,也会有海军元老带来些“82号”销售的好酒,里面就有各种红白葡萄酒。就这样一来二去,四哥也喜欢上了葡萄酒,尤其是干红。到现在他还兼任着大宋葡萄酒协会副秘书长的社会职务,这恐怕是当年咖啡馆喝酒那会儿万万没有想到的吧。想来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不都是这样么,因为元老院的到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自己则因为跟随在元老们身边多年的工作,随着阅历的增长,也渐渐学会了品味葡萄酒的醇美。60年代初,我还曾经作为“西北经济作物开发小组”的成员,在河西走廊地区研究了几年葡萄种植,也参与了“飞天”系列红白葡萄酒、“塞北冰酒”、“河套枸杞酒”等产品的发酵工艺的攻关,算是为我国酿酒工业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吧。
每逢重大纪念日,“82号”会受办公厅委托,推出纪念版的特供酒,很多元老会购买转赠,是规划民干部队伍中比较珍贵的礼物(陈忠陵个人收藏)
比“82号”更少见的,是元老院办公厅的特供酒,一般都是小批量供应,有些甚至是懂酒的元老个人参与定制的。早期一般没有具体品牌,或者挂“紫诚酒业”的标,到了40年代左右,随着酿酒工业的技术进步,主要几个品种的酒类质量趋于稳定,逐渐形成了以“精品国士无双”、“大唐公主特酿大黄甜酒”、“南海威士忌”、“高山岭精酿气泡酒”、“胜利牌金酒”等几个主要品牌。有些品牌还有更详细的号码以区分批次,工艺,窖藏和口感等等。比如,席亚洲元老回忆录里屡次提到过的“南海13炮”就是“南海牌”威士忌的某批次出品。编号以13开头,包装上有火炮图案,因此成名。据说搭配禽类品尝风味绝佳。
关于为何酒标上有火炮图案,历来有各种说法,有说是当时做了一个系列设计,用付波军的各种主力武器表示“南海”威士忌像伏波军的武器一样,犀利给劲;也有说是因为“南海”的前几批次的产品市场接受度不高,为了一炮打响创出名头,用了火炮图案讨个口彩。我后来就此问题专门请教过吴南海元老,因为“南海”威士忌就是南海农庄联合元老院直营的酿酒厂,在薛元老亲自指导下搞的产品。据吴元老回忆,其实酒标也没有特别的含义,元老们以前在澳洲常喝的威士忌酒,品质最好的两种叫“皇家礼炮”和“鹿邑十三”,前者沉着隽永,后者浓烈醇香。元老院回归中华之后,重新试制此种酒,希望新酒能兼具“礼炮”和“十三”的优点,因此在品质最好的一批酒上,编了13号,酒标上也用了礼炮的图案。加上元老的大力推广,就这样成就了一代名酒。
南海13炮(海南建设博物馆藏品)
特供酒里,除了一般酒品,还有一些特殊功能的滋补酒。30年代,我们的事业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元老们在各个战线上努力奋斗,却常常因为工作强度太大,感到力不从心。润世堂结合海南民间古方,与刘三元老印证研究之后,再加上张道长提供的一些道门秘法,依照传统古法炮制了“特供补酒”。对于元老们在高强度的工作中保持精力、体力大有益处。很多元老饮用后表示有很好的滋补保健效果,因此办公厅将其加入了特**品名录。后来,办公厅将其正式更名为“南海鹿龟酒”直到今天。1647年我结婚时,叶雨茗元老就赠送了我一些特供的鹿龟酒,还开玩笑说,让我多喝点,生一只橄榄球队出来。元老们的关怀永远是无微不至的啊…… 广东和海南民间本来就有饮用补酒的习惯,后来也有很多商家也打着“大宋古方”的旗号推出各类的补酒,有些在宣传上甚至语涉元老。不过元老院非常的宽容大量,如果产品本身没有证明添加有害成分,对于广告一般不予干预禁止。那些夸张宣传的广告,时间一长,百姓们发现产品没有效果,也就成了贻笑大方的谈资,没人相信了。
40年代的南海鹿龟酒(陈松铭个人收藏,叶雨茗元老赠送)
打着古方和元老旗号的民间补酒广告
大约从1634年起,办公厅开始为元老提供窖藏服务,近年来,一些当年的藏酒流入收藏市场,被收藏界称为“元窖”,收藏价值普遍很高,如果收藏元老在历史上声望很高或者年份上有什么特别意义,价格也会水涨船高。
有某位元老私人收藏印钤的办公厅特供气泡酒(陈松铭个人收藏)
笔者就曾经在一个拍卖会上,拍到过一瓶1634年出产的初代“元窖”,虽然有收藏印钤,但是因为没有明确元老姓名的信息,因此价格还是可以令人接受的。前几年,马尼拉大世界拍卖行的一场慈善拍卖会上,“丰城慈善基金会”委托的一瓶有文德嗣元老亲笔签名的“圣船登陆10年纪念版大唐公主牌大黄甜酒”,拍出了创纪录的430万元的价格。买家是民营南洋能源集团的董事长胡慕文同志。我和慕文同志相识很早,40年代因为建设台湾的南海农场和配套的食品加工企业,我经常需要搭乘“大波”的班轮去台湾出差。他那时是船上的三副,虽然是东南亚公司创始股东之一,三亚市前市长胡五妹的儿子,但也踏踏实实的从最基层做起,一步步做到大副、船长,到后来白手起家,创立起一个大型的能源运输企业,建造了我国首条采用石油燃料的货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能力之外的资本为零”。1653年,台湾遭遇地震,慕文同志驾船抢运了第一批救灾物资抵台,还亲自带队深入灾区运送物资。在返程途中,因为余震不断,慕文同志还负了伤。文德嗣同志那时正在台湾指导救灾工作,闻讯之后,亲自去医院探望了慕文同志和其他几位在救灾中光荣负伤的同志,勉励他们养好伤,以后更好的为元老院和人民服务。临别时,文德嗣同志还赠送了他们一人一个酒壶。后来,慕文同志曾多次和我们谈起此事,每次说到动情之处都热泪盈眶,追忆起以文德嗣元老为代表的元老们在自己成长道路上的亲切关怀。虽然后来拍卖造成了一些负面的舆论,社会上有些“逃税”、“输送”之类的风言风语,但是他仍然不改初心,并不后悔以自己的方式代表广大群众表达对元老院的感激和崇敬。他说:“为了不让大宋元老的珍贵文物流失海外,花再多的钱我也要做!”
文德嗣同志赠送的酒壶(海南建设博物馆藏品)
文德嗣同志签名圣船登陆十周年纪念版“大唐公主牌”大黄甜酒(马尼拉大世界拍卖公司资料)
在那次拍会上,本来拍卖名录上还有一件“重器”,就是有那位元老头像的一瓶纪念版大黄甜酒,这也是那位元老的相关的物品第一次在流通领域与公众见面。国内外诸多藏家都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拍卖当天,因为某些“意外因素”,拍卖名录被全部收回替换,该藏品也被从名录里拿掉了。不得不说是个令人遗憾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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