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羽经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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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羽经历考作者ID北朝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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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履历转正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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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尚羽经历考同人写作情况完结情况
未完结首次发布
2018-11-05最近更新
2019-02-05字数统计 （千字）
10.0









  
先挖个坑，等熊文灿写完了慢慢填



本书内容主要选自澳宋中央出版社1676年版《理智而不理智》一书，该书为尚羽元老生前亲自撰写的回忆录，但未完稿。



作者简介
尚羽，澳宋帝国元老，是为数不多的“元1.5代”。曾任中央广播电台英法语播音员、澳宋独立调查记者协会会长、驻英大使和《面对面》节目主持人。
1638年，尚羽毕业于芳草地学习院初号班，后短暂于济州岛进行司法实习，后转而投身方兴未艾的临高广播事业，成为临高广播电台的重要人物。其在职期间创办的新闻专题节目“冰点”，连续报道了多起社会热点事件。
1650年，尚羽元老成为临高中央电台驻北方记者，在明廷统治区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他的报道现在一般视作研究明国晚期维新运动和当时社会形态的珍贵史料，但也由于其敏感内容部分遭到封存。
1657年，明廷灭亡，尚羽在一年前被召回，与张嘉蘅元老结婚后短暂成为文宣部副部长。但与丁丁元老在宣传理念上发生冲突，加上不久后的报道事件中严重触怒军方，导致尚羽不得不辞去其他全部工作，转入外事部工作。
1661年，尚羽到达伦敦，成为澳宋帝国驻英国大使。次年，伦敦使馆爆炸案发生，尚羽失去一条腿，幸而得以存活。此后成为中央广播电台《面对面》节目主持人。
1670年，尚羽在一起报导事故中不幸去世，年仅50岁。





原书前言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能过出一本回忆录，来好好地讲一讲自己曾经走过的那些岁月。
如果你是被这本书书名所吸引进来的话，我不建议你继续读下去，因为我写的不是很好。按照出版社的惯例，自传或者回忆录总是要取一个好的书名，不然根本没人去读。如果你真的对一个无聊的节目主持人——顺带还是元老——的精神状态感兴趣的话，那你也最好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一直喜欢收听我的节目的同志或许还记得，在我创办“冰点”节目的第一天，我就公开宣布过，“冰点”会尽可能以客观和公正的视角去报道一切新闻事件。对于新闻专业主义者来说，不客观恐怕是媒体工作中最大的敌人。每一个人都应当想尽办法去不让自己脑中的偏见和成见妨碍了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造成不必要的误导。
很不幸，现而今我要提笔撰写回忆录，这就势必导致我的视角不能够达到客观。因此我二次提醒正在阅读本书的诸公——如果这书真的有人阅读的话——本书里的所有事情全都是从我个人的经历出发，充斥着大量的感情色彩，很可能与真实不相匹配。如果哪位史学家先生要拿这本回忆录来做历史资料，也请最好打上“有待商榷”的印章。
这也就是我想说的，接下来吗，我只希望你能够喜欢这本书，别的没了。

某年某月于临高


步履蹒跚（一）
一六三八年的年末，我正式加入了临高中央广播电台。
接待我的是台长水冰木，挺温和，很友善。
“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就靠你了。”他头次见面这么笑着对我说。
我以为这是玩笑话，谁知道是真的。
第一天进到办公大楼我就感到不自在。水冰木带我逛了一圈……这里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办公大楼用的是旧海关楼，隔音做的不错，可是我总觉得缺点什么。
“咱们这个台有新闻节目吗？”
“没有。”
我明白了这个地方缺失的东西。



尚羽这里对于临高中央广播电台的设备描述语焉不详，实际上和他所见相反，当时电台的设备和技术手段极其贫乏。据电台技术负责元老高成风回忆，当时临央台仅能做到在临高市区进行有线广播，收听率也相对较低。尚羽来到临央台以后，决定以有线广播辅以“新闻片配送”模式进行广播，使临央台扩展了听众。



……
他把我拉到电台办公室，问东问西。
……
“你为什么想要做新闻呢？”
“我想建立一个新世界。”
他眉毛一挑，说句“好梦想”，眼里冒出光来。
……
“冰点”是我办起来的。这话不假。可是从“冰点”创办开始的将近五个月，我都面临着没有新闻可办的尴尬。这并不是说真的没有什么值得调查的新闻。而是因为这五个月的时间我在忙于培训新闻人员。
……从《临高时报》调过来的几个人很呆板。丁部长的培训完全走偏了，我打电话给吴步恬，让他找些好点的人来。他只说：“就腾的出这些人来了。”我无言以对，只好从头教起。



此处的吴步恬元老为时任宣传部副部长，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后任办公厅副主任和政务院副总理。



……
我这个时候培训出来的人，后来都陪我一直待在“冰点”。我一边教他们，一边教我自己。
……最早注意到林健和简思是在第一次培训的时候，那次我给他们了一个下马威。
过程是这样的：我让他们等在教室里，而后我进来，之后让我的两个警卫员戴着面具冲进来，互相打斗一番，然后抢走我的包，扬长而去。
过程很顺利，……我观察到他们明显有些受惊。我赶紧站起来，告诉他们这不过是演戏。随后让他们把刚才这一切写成一篇短文，并立即交给我。
他们照做了，结果不出我所料。10个人里面有5个人的文章虚构成分超过一半，剩余五个人里三个人的虚构成分超过了20％。打斗的场面大多被夸大，让我一度有点怀疑被揍的人是我还是他们。
只有这两人——林建和简思——的报告姑且能算作是报告。但也只是姑且，因为简思他当时甚至记错了我被揍的拳数，以为我被揍了五拳。而林健则以为我进行了反抗，打回去一拳。
我把这些报告读完，看着他们有些微红的脸，说：“人在记录事件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受周遭环境和自身陈见的干扰，进而影响笔下的结果。”
“记者的职责是探寻真相并把它们呈现给大众。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加入进新闻中，那会误导受众，请务必记住这一点。”
唯一问题在于，我自己也还做不到。我在心里这么补了一句。



注1：这一测试后成为临高中央大学新闻系的固定新生测试。
注2：林健、简思与尚羽三人于1657年共同报道了著名的“元老腐败案”，使时任副宣传部长程永昕以及辛无罪元老被剥夺元老席位。关于该案具体内容详见附录。



……
我结结实实教了他们五个月，随后决定带着他们外出采访。
当时头一次有人找到我们这个栏目，向我们爆料一个消息——广东有人买卖尸体。爆料人说，这是归化民干部为了顶上“新生活运动”的火葬指标而干的。
我们去了两广，彼时情况刚刚稳定下来，新生活运动还在大干快上。接待我们的归化民官员非常热情，但带着警惕。
需要注意的是，尚羽此次（以及此后多次）调查隐瞒了自己的元老身份。为此他通过政治保卫局制造了一个假身份，化名“李忠”，专用于进行采访调查。
敌意很明显，地方政府不想我们知道这事。不过那时人们对于记者还知之甚少，我们很轻易地躲开地方的陪同，偷偷到了乡下。
……
接待我们的是陈二，他父亲的尸体下葬以后就不翼而飞了。陈二是村里的归化民干部，他是这个村新话说得最好的，但交流起来仍不免有点困难。
“你们能告诉首长这件事？”他带着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彼时还没有无线电塔，广播全靠有线。
我不能不把电台解释了一遍，他没有听懂，我只能作罢，干脆进了正题。
陈二说，父亲尸体是一个月前下葬的，谁知道半个月前，墓地突然就被挖开了。
“没了，就一个坑。”他拿他的手指那么比划着，面有怒色。
自此之后，村里的公墓接二连三的有尸体消失。村民商量着守夜，但没能抓到，反倒又丢了一两具。
“有怀疑的对象吗？”
“不好说。我打听过，上次械斗过的几个邻村也有（尸体）没的。”
“问过警察吗？”
“捕快？他们哪管这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们去了邻村，邻村对于我们很有些警惕，但还是说了。这次有了突破，他们抓到过一个。“很快被保走了，都说上面有人。”
……
“你们村搞火化吗？”
“（上面）有压力，老催逼着，定了什么‘指标’。”
“是规定一个月要火化几具尸体？”
“对，我们村一个月5个。”
我想问他他父亲为什么没有火化，话到嘴边，没出口。倒是他自己唠唠叨叨地说出来了：
“……那套蒙不了我，火葬是给我们准备的，就他X的元老才能入土为安。”
此处涂黑
我们做完这个采访，满以为这就结束了，于是就打道回府了。录音滚筒提交给水冰木，他毫不犹豫的枪毙了这个专题。
“你做的这叫什么事！”他很生气，“专题新闻要是没了深度，那还叫专题新闻吗？这次的盗尸案你至少可以往下挖好几个层次——政府指标、底层抗拒、新生活运动的问题，这几个你一个都没有涉及，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没了父亲的人的碎碎念。别的证据也完全没有，我要是播了，你这栏目就得被撤！”
我没有话说，只能连夜赶回两广。



这里提到的“录音滚筒”是当时最普遍的广播手段，即利用留声机进行录音。然后利用从澳洲本土带来的磁带式录音机翻录后播出。



步履蹒跚（二）
我们回到村庄，四处走动。为了找到更多关于偷尸贼的线索，我们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去寻访，小心翼翼地不让拆解开的设备损坏。
终于，在走到刘家村的时候，事情有了头绪。刘家村的村民抓到了一个偷尸的家伙。
“公墓，现行！”村民很高兴地和我这么说。
管他的选在了牛棚里，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去，避开没铲掉的牛粪，把他拉了出来。
这人姓张，报了个姓就扭扭捏捏的。当然他有理由如此。
“谁让你来的？”旁边的简思急急忙忙插进来问，把他吓一跳，更有点瑟缩。
询问的当口，外面已经来了几个男的，看样子是想把这人带走。村民和他们起了争执，两边吵的厉害。
我抓紧机会问他，愿不愿意把这些告诉我们，条件是帮他赶紧离开这里。
毫无悬念的，他成交了。
……
他叫张达。本来叫张大，碰上登记户籍分不清，就改了这名字。
据他交代，是隔壁此处涂黑市的归化民干部雇佣他来偷尸的。
“一起的有几个？”
“五六个吧。”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火化指标。”
张达交代说，由于开展新生活运动，强制推行火化，政府定了规定，各村按人口都要火化一定人。为了完成指标，各村的村干部就雇他们去别村偷尸体来顶上指标。如果指标完不成，就会受到批评，事情严重了，还可能被撤职。
“有时候偷别村的（尸体），有时候也有本村的（尸体）。”
“为什么会偷到本村的？”
“有人为了逃，就把自家老爷老娘的尸体葬到别处去。”
……
偷十具尸体，张达就能够得到一两银子。这样优厚的回报下，掺和进来的不少。……在我们采访完以后，我本来是想赶紧走的，但林健的话提醒了我：“为什么不采访采访当地主政的元老呢？”
是呀，这事他难辞其咎。
多谢他这句话，避免了报道被水冰木二次枪毙的情况。
……
头次去采访，常常是紧张的。我不一样，别人常笑我矮，我不服气，就用实际证明。
依稀想起在芳草地时参加足球队，进足球队前，有人笑：“尚羽那小个子，怎么行？”
我不吭气，只等比赛。
到了比赛，对面带球进攻，我疯狂抢断。下了比赛，背后有人嘀咕：“拼抢这么猛？”
哼，叫你们小看我。
……
这性格放到采访上，倒不能说不好。可是带来的后遗症就是我常容易激动，很有些情绪化。有时候问起人问题来，刀刀往别人心口戳。
这采访前，我都学的是法拉奇、学的是杜雯。她们风格特突出，干什么事都风风火火，我很羡慕，想像他们一样。



法拉奇，亚特兰蒂斯新闻记者，曾在第二次澳亚战争中随军采访，其采访风格以尖锐、凌厉的情绪化控诉为主。



……
负责的元老是黄超，但“黄叔叔”没有一上来就让我采访他，只是先让我去采访和这案子有牵连的村干部。
我面对村官，咄咄逼人，紧追不舍：“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不知道这算是一种对死者的侮辱？……你觉得升官比命还重要？”
到了最后，我感觉我已经被那种慷慨激昂质问别人的劲儿上了头了，简直是什么尖锐说什么。一张嘴吐出的字，回头听滚筒我都想抽自己。
那个村干部被我这般的紧逼而羞辱，终于他爆发了，那次他对着留声机说的话，我一直没忘，也一直忘不了：
“尚记，您指责我这些，我都认。您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我xx无能，完不成指标偷尸体，干出这种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事来。对，我干的事，我认了，它就摆在那儿。可您也不想一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升官吗？不，是为了完成指标啊！是为了不被免官啊！上面定出来这样的规定，都说要移风易俗。一执行下去，又说不准欺民霸女，可不欺民霸女怎么完得成指标，怎么移风易俗？
“是，我们当干部的，要为元老院和人民服务，要从群众中来，从群众中去。可我们这么爱民，谁来爱我们呀？啊？上头来巡视的大领导、大首长，一个个的都鸡蛋里挑骨头，见你随便有点指标没完成就在那怀疑你沾了‘伪明’陋习，严限追讨，明里暗里敲打你，说你贪，说你混，我容易吗我？
“我在我们村一天到晚去挨家挨户呆，想收个税、查个火化都要费尽心思，搞半天我还没人帮忙，干什么都得自己弄。这么样折腾干部，是要干什么呢？干的这些事情，既不考虑群众的接受能力，又不考虑执行需要的人力物力，只是一味地给我们头上压指标、下命令、定期限，让我们怎么不去偷尸体呢？”
林健和简思盯着我看。
羞愧。
多年以后我再听那滚筒，我只听得一个高高在上的家伙，语带嘲讽，追在后面一答一问，满是冷酷。



采访时该名干部并不知道记者为尚羽元老。据该村干事后回忆，自己“收到录音滚筒才知道”，“吓得连夜请罪”，被黄超元老挽留。



……
我们回到临央台，水冰木让我在节目最后再录段评论性文字充作结尾。我思考良久，对着黑漆漆的话筒说：
“在元老院建设新世界的大前提下，新生活运动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不幸的是，元老院的政策似乎在执行中被一步一步的变形和稀释，最后由良政摇身一变而成为恶政。这固然有官僚集团常有的惰性，但是，基层行政力量的短缺和群众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才是各种根本。如何改造旧社会的精神气质，使其达到与发达生产力相匹配的局面？这个问题恐怕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会一直困扰着我们，困扰着元老院。”
录音室的玻璃后面，水冰木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
录好以后，这段新闻就被放在线上滚动播放。有回我过东门市，听见茶馆里几个人围着收音机听，脸上满是不可思议：“这记者怎么敢问这样的问题？”听到村官的回答又说：“这村官怎么敢这么回答？”
有什么不敢答的？我这么想。


附录1 两广偷尸案后续分析
根据目前得到的资料来看，这起事件的结尾似乎是非常奇怪地不了了之了。在尚羽本人的自传中，对这一事件最终结局的解释和描述遭到大量涂黑，截止本书成书之时亦未能解密。
目前对这一事件的解读一般分为两种，但且不论其分别，有一点是肯定的：这起事件实质上暴露出了元老院在两广现代化工业化改造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也使得元老院本来打算“打过长江去”的宏大目标不得不暂时搁置。本案中的两广偷尸案尽管发生于1638年，与其后的“一会三案”在时间上具有着一定差距，但是其核心本质是一样的，即元老院在政策执行中遭遇的严重变形和歪曲。
对于本案的最终影响，史学界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综合自传中尚羽的情绪变化，认为尚羽元老因为这件事中黄超元老的反戈一击而尤为沮丧，新闻报道风格更加趋向客观，尽可能不发表观点。同时这种观点还认为这也是尚羽厌恶批评元老院政治的开端。
另一种观点则对此感到不置可否，认为此案并未使得尚羽信心动摇。相反，正是这起案件使得尚羽得到了元老院一部分稳健派元老的支持并进入了政治前台。这种观点还认为尚羽本人对于政治的厌恶是在其游历完北方地区后才逐渐形成的。
对于这两种观点，笔者没有办法进行评价，也无法向各位进行更多的解释，因为现有的大图书馆所提供的材料对以上两种观点都无法进行有力的佐证（无论是尚羽本人还是其妻子张嘉蘅元老的自传都如此）。但我们可以肯定，作为第一起尚羽元老经历的“新闻事件”，这深深地影响了他其后的新闻报道，也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他加入、参与其后的新闻事件。
目前我们唯一可知的结局是，本案短暂的放缓了元老院大陆攻略的进程，一度打击了刘翔元老的声望，并成功促使政务院总理马千瞩于次年着手调整干部培训制度。但如此细微的调整没有成功的抵御住“伪明陋习”的侵蚀，最终导致了1651年的临高整风会议和其后的“三案”。有趣的是，尽管“三案”是如此的重要，但凑巧的是尚羽几乎全数避开了这三起极其相似而意义深刻的案件。
这则新闻播发以后，引起的反响是很激烈的。我万没有想到，最后那一份评论出了大麻烦。




这里尚羽元老指的“大麻烦”指元老院内针对“新生活运动”必要性的再一次探讨。这场争论以黄超元老的反应最为激烈，他一次停职了28为从琼州调来的干部，并在《临高时报》上发表社论，要求刘翔元老进行听证会。



由于黄叔叔的激烈反应，我也开始遭到很大的指责。从初号班毕业出来后，不少人猜测我会去外事部或者殖民地部，没人觉得我是真的想在电台窝着，只以为这是块垫脚石。
很自然的，他们觉得我和黄叔叔互相勾连，借炮轰捞政治资本。
此处涂黑
此处涂黑
……
晚上睡觉，又梦见那几天。
抬眼只看见灵堂里全是白色，正中摆着黑白照。我当时竟没有嚎啕大哭，只是麻木了似的默默流泪。
黄叔叔邀我去他家里吃饭。他没有多说什么，我在餐桌上愿意说，他便静听。我若是埋头吃饭，他就噤声。
平心而论，这比那些烦人的安慰话要好多了。
……
麻烦实际上越来越大。黄超元老干脆要求开听证会。这种上层领导层的动荡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归化民干部的不明就里。而这样的不明就里则又反过来引起了不少元老的不满。
有人撰文在《临高时报》上批评我：“……报道不知时机，严重动摇了归化民干部对于推行新生活运动的信心。”
此处涂黑
此处涂黑
此处涂黑



这里所提及的批评者应为杜雯，有学者视此为杜雯元老与尚羽元老长期矛盾的开端。





性（一）
小时候，性于我而言是模糊的。爸爸还在的时候，教过我一点点性。
“泳衣覆盖的地方都不能让别人碰，也不能去碰别人。知道吗？”
懵懂的我，点点头。当时不懂，只知道要按着做。至于为什么，就显得遥远。
后来坐了“大铁船”，来到临高。元老院忙着各种建设，把我们这帮子小元老丢在芳草地不管。只是关着不让出去。我们都感到难过。青春期的悸动推着我们尝试。现在想起来，青春期的性只是一堆堆画面的剪影：厕所里下垂而不怀好意的眼神、课间时故弄玄虚的黄色笑话、鬼鬼祟祟传播的小说、生物课时老师一带而过的器官名词、卫生室里被检查时出自本能的害羞……
然后仿佛是突然之间，我就懂得性了。具体怎么学会的，却没有记忆。可能是在大图书馆？谁知道呢。



注1：尚羽父亲名尚飞，于攻打苟家庄的过程中去世。
注2：初号班的确有进行一定程度的性教育，但在更多学校和班级的推广遭到一定的抵触。最终由于大陆攻略的展开，性教育在元老院教育部门的推广被迟滞。



……
我看着我面前的门，后退几步，猛地加速，撞上前去。
门被我撞开了，一群人随我涌进房间。
小小的寝室里，灯上吊着一个小女孩。晃荡的双脚下，是倒着的木板凳。
我们冲上去，把她放下来。
那是我头一次感觉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此处提及的小女孩是芳草地性侵案的受害人之一。该案共有四人遭到猥亵。其他三名被害人人在此之前已经自杀，均为上吊。
……
再一次见到小丽，是在医院里面了。
小丽很小，两个月前刚过十四岁生日。小脸蛋雪白，甚至有些苍白。
我上去问问题，问什么她都漠然。
我想了一小会，盯着她的双眼，慢慢地开口说：“在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和你一般儿大，那会我也是和谁都不想说话。你这样安静，我能理解，因为这确实很难受。没关系的，我等你好了。我随时等着听你说。”
她突然眼泪一颗颗掉下来：“我和你说。”
……
小丽是第三个受到性侵的。起初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被性侵了。
“老师拿手摸我的时候……就是单纯觉得难受，但又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忍心让她再谈谈具体的细节。
“你当时不知道那是性侵？”
“不知道。”
“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检查身体。”
“反抗过吗？”
“有过，但是……脱不开。”
……
小丽说，学校里的确有给她们进行过性教育，但老师们都很保守，不敢念课本。“她们都觉得丢人。”
为什么性会成了羞耻的事情？我感到困惑。
我采访了小丽的爸爸。整件事情东窗事发，是由于小丽在家中偶然告诉了自己父亲。随后小丽父亲持刀冲进芳草地，将性侵小丽的老师当场捅死。
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被押在了看守所里。身着黄马甲的他似乎没有感到多少的负罪感，脸上只有坦然。
“您是出于一种什么想法去这么做的？”
“我就是想，我家娃怎么也不能被欺负。”
“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您会去刺那个老师吗？”
“会。”
说这话的时候，他直视着我的眼睛。眼神里带着可怕的坚定。
……
那个性侵的老师，曾和自己周围的同事聊起这事。同事没敢相信，因为他显得满不在乎：“不就隔着衣服摸了摸而已。”
……
小丽的朋友小红是第三个早到性侵的，事情之后就渐渐的传出去了。小红因而在班里受到公开的嘲笑。
“他们当着其他同学面说她是个‘脏鬼’，把桌肚里的纸巾抽出来甩在她脸上。”小丽哭着说。
在那之后没有多久，小红就选择了上吊自杀。
“你觉得是这个原因让她自杀的吗？”
“是的。”
“为什么呢？”
“她觉得很羞耻。”
我感到荒诞：受侵害的要感到羞耻，侵害的反倒有恃无恐，只因为牵扯到性。

性（二）
小丽的事情以后，芳草地里气氛很压抑。没有元老公开的评述这个事，除了迅速被调职的胡青白元老，也没别人有什么反应。唯一的反应就是，所有人几乎都对这件事尽可能的避而不谈，几乎要成了公开的秘密。
我找到小丽的班主任，她算是个老资格归化民老师了。
“对于这个方面（性）的教育工作以前有搞过吗？”
“搞都有搞过。”
“就是发给我们小册子什么的、班级画黑板报之类的这种活动。”
“你教过他们这些吗？”
“哎呀，那我可不好意思，笑人的很。”
“你的意思是首长做的事很笑人？”
“啊那不是，就是……”
她说不下去了。
采访完，简思提醒我不该那样质询对方。
我没说话。的确，那样紧逼采访对象确实不大好，但这次我打心眼儿里觉得非这样不可。因为只有这样恐怕才能碰到点儿我们都视而不见的东西。
……
芳草地并不是没有做过努力，为此还曾经委托卫生部编写过一本教材。但遭到了严峻的抵制和反对。就连元老院内部，都有人怀疑这本书写的是不是过于直白。
“这书上写了什么？”
时院长穿着白大褂，莫名给我一种安心的感觉。他从身边的包里抽出一本书递给我。
我翻了翻，此处涂黑里面写的东西，确实显得挺令人震撼，但静下来细想又觉得本应如此。考虑到这是一本专供小学二年级的性启蒙书籍，不能不说卫生部是很大胆的。
时院长告诉我，印这本书的时候，甚至连印刷工人都被吓坏了。有人扭捏的举报上来，问是不是有人运错了原稿。
“目前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对于性知识的普及实在是太肤浅，也太局限。”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问出这个问题来他就忍不住笑了。
“嗨呀，这可就不好说了。”他突然转换了话题。“小尚你做过一个实验吗？”
“什么实验？”
“街头调查。你到绿区——黄区也行——路上随便拉几个人问好了。拉到男人就问他们什么是性交、什么是做爱、羊肠是用来干嘛的。拉到女人，你就问问月经是什么，安全期是怎么回事，避孕手段哪几种。”
虽然我心上有准备，还是被时院长的言辞吓了一跳。
“我敢打赌，你要是真这么做了，有一半人听不懂你的问题。听懂的那一半人里嘛，又有一半把你当做是淫贼或者臭流氓，扇你几个耳刮子，而最后四分之一就紧张着羞答答地解释不清。”
“我可以想见。”
“现状就是这个样子，小尚。”
我头一次见到时院长苦笑。
羊肠为彼时常见的避孕方式。彼时农业省与民生劳动省已开始合作生产羊肠避孕套，并逐步用于性教育和性科普活动中。
……
根据法务省的统计数据，在元老院现在的控制区范围内一年发生大约300起性侵害案件，这还是一个相对模棱两可的数据，因为目前绝大多数的地区还只是依靠着巡回法庭进行审判。
该数据引自《1638年澳宋发展白皮书》
现实中，案情多半要比想象中的复杂。我只是一个记者，只是一个元老，在短暂的采访周期里，有很多事情是我做不到，或者无法呈现给大众的。
那个冠冕堂皇，对着留声机义正言辞地说是要保护女儿的父亲，其实也值得怀疑。
我去了小丽家，他家很破旧，地上的东西散落的到处都是，整体显出一种破败的氛围。负责的老师在我去之前告诉我，小丽的父亲原来是锁匠，但因为常年酗酒常常没有活接，因此家里很潦倒。
小丽的妈妈说，自己男人那天冲入芳草地本来并不是为了刺老师，只是逼对方结婚而已。
她和我说这些的时候，完全没有掩饰一丝一毫，只是那么普通的说着残忍的话。这不能不在我当时过度稚嫩的心里留下深深地印象。
“要是能攀上归化民老师，我们家就发了呀……”
……
“我是有责任的。”
坐在我对面的胡青白元老面色白得像一张白纸一样。
“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
我还是问到了这个问题。
“主要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没有成功的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这点来看，我必须要自我检讨。”
“会不会是有什么政策导向上的问题呢？元老院有编写过性教育教材吗？”
“很遗憾，没有。”
“这是为什么？”
“诸多因素。”
说这句话的时候，胡青白脸上的表情和时院长惊人的一致。
采访次日，胡青白元老引咎辞职，改任临高市立小学校长，由钱元老接任教育部部长一职。
……
“对于芳草地的这一起悲剧，我们不能不承认，现阶段元老院在性教育方面做的尚且还远远不够，对于各类性知识的普及暂且显得捉襟见肘。仅仅解职一名元老或许可以带来暂时的改观，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元老院是否有真的意愿或者是否有准备进行全面彻底的性教育，从而彻底改变保守错误的社会风气。
我们更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有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得每个人可以以平静的目光正确看待性，从而从根本上避免这类惨剧的再次发生。”
我向玻璃后的工作人员竖起大拇指。
录音完了，但故事完不了。
1640年5月，教育部在芳草地国民学校个别班级试点性教育，遭到家长冲击校园。时任教育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不会动摇持续推行性教育的决心”。
1642年，元老院第五次全体大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普及性教育的决定》，正式要求教育部在全国的学校推行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