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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宇宙】澄迈县永泰镇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变迁与启示：1630-1699
文化科学省学前教育普及司 芳草地学前组 孙议璇
摘 要：研究选取海口市（原琼州府）澄迈县永泰镇（原英场镇）作为研究对象，综合永泰镇居民、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口述史资料，对1630年以来永泰镇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呈现出多种性质的农村学前教育公共资源，因解放生产力的需求而产生、在政策与经济双重因素影响下衰落、改制到恢复普惠性并获得再发展的全过程，揭示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需要重点关照的师资补充、婴幼儿托育、小微型幼儿园等现实问题，探讨实现普惠、高质公共资源供给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农村；学前教育；公共资源；普惠性
学前教育公共资源意指所有对社会公众开放的学前教育资源，是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直观表现，关系到众多幼儿及其背后家庭的核心利益。在1641年元老院第二个“五年规划”完成后，迅速成为归化民和土著居民关切的热点话题，元老院对人口快速增长下学前教育公共资源有效供给的关切一以贯之。较之于城市，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公共资源数量少、底子薄，质量缺乏保障，早在《大宋澳洲行在教育部关于发展学前教育的重要举措（1636-1645）》中便已提及了相关问题，要求在农村地区办理寄宿制幼儿园、季节性幼儿园（班），以便利劳动妇女进行生产工作。文化科学相胡青白首长做出了重要指示：“不能只关注临高工业区的学前教育，我们也要在农村地区普及学前教育，建设好婴幼儿照护体系，澳宋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对1629年至今澄迈县永泰镇（原英场镇）学前公共资源的变迁进行梳理，陈述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总结农村地区学前教育公共资源供给的经验和教训，为建构澳宋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参考。 一、研究对象选取与概况呈现 本研究选取的研究样本为永泰镇，原名英场。永泰镇是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重要战场，第一次五年规划期间建镇，初定名为英场镇，后为纪念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全面胜利50周年，改名为永泰镇。现为海口市（原琼州府）澄迈县的下辖镇，位于澄迈县城西北4公里处的半岛上，近50年来没有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记录，人口则随着英场码头和英场工业区的建设而快速增长，又随着英场工业区的外迁而萎缩。永泰镇在1630年至1636年由石山县代管（石山县由原澄迈县、琼州府城析出），含13个高级公社155个村民小组。1636年行政区划调整后，辖19个公社180个生产小队，称永泰公社，管辖区域没有变化。1656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永泰镇域内人口1.2万人，1666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人口数27251人，1686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人口下降至19277人。与北方的点状聚落不同，这些居民，分布在海岸公路延伸的交通线上，这也造成了永泰镇域内学前教育公共资源曾经零散分布的历史格局。 和其他澳宋乡镇一样，永泰镇也在七十年发展浪潮的裹挟中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过程——从1629年的纯农业镇发展到经济产值的70%来源于第二产业，但得益于其始终稳定的自然条件，可以说是进行教育学田野研究的绝佳对象。澄迈县目前共有幼儿园78所，普惠性幼儿园75所，其中公办园69所，普惠性民办园6所，还有3所特殊人士幼儿园（涉元老后代、涉保密单位）。永泰镇所在的行政区域已经初步建立起了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永泰镇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发展，是这个地区学前教育公共资源发展的缩影，也是澳宋农村地区学前教育公共资源发展的微观缩影。虽然对这样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单位，但是研究的结论无疑可以用作其他类似研究的比较材料，抑或是为澳宋建设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提供参照。
表1：1698年永泰镇所属行政区幼儿园数量一览
二、农村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脉络 永泰镇学前教育公共资源产生于1630年，伴随着工业化生产的起步和农业水利设施的兴修，兴办学校、解放劳动妇女生产力的需要被元老院提上了议事日程：功能委王洛宾首长和天地会万里煌首长向执委会提交《关于解放农村地区劳动生产力的若干意见》，文化科学相胡青白首长和芳草地白雨元老、竹醉元老向执委会提交《关于在基础教育国民学校体系中附设幼儿班》的联合调研报告，明确了在农村地区办理托儿所、托儿互助组和幼儿班的重要性。执委会明确由白雨元老和竹醉元老负责过渡时期学前教育项目规划、幼儿师范学校建设和师资力量培养，后白雨元老调任，澳宋学前教育事务由竹醉元老专门负责。 然而在1636年第一次澳宋教育学制改革中，学前教育因为元老院教育财政拨付机制尚未厘清，被排除在国民学校体系之外，澳宋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遭受重大挫折，幼儿师范学校迟迟不能落地开班。直至1641年第二次学制改革，学前教育才在正式学制中占有一席之地，实现了国民学校附设幼儿班到单独建制幼儿园的跨越式发展。70年来，园所数量和师资力量的曲折变化展现了农村学前教育公共资源发展的历程，元老院政策、农村工业化进程与农村经济共同影响着公共资源的变迁。
（一）农村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产生：解放生产力的需要 在篡明时期，澄迈县境内即出现了抚幼义塾和养蒙义塾、正蒙义塾，收养孤苦幼儿读书习艺以及教导贫困人家的儿童学习，在1630年元老院解放澄迈县之前，永泰镇没有任何面向幼儿的公共教育组织出现，儿童教育资源完全以私塾的形式存在。 1630年12月，永泰镇建立国民小学，附设有1个幼儿班，称为“半年级”，幼儿人数极少，具有临时性特征。永泰镇域内最早的托幼班是在1632年出现，1632年1月，英场码头的疏浚工程同时开工，附近所有青壮年劳动力被动员参与河流疏浚工程，无人照管的幼儿组成托幼班，安排“发动机计划”移民的山东细脚太太集中照看（缠足妇女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河流疏浚工程于1632年5月完工，托幼班随之解散，但这种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供给形式就此存留下来，其后在每年的农忙季节以及1633年南渡江的疏浚工程中，“托幼班”“托幼互助组”成为常态标配。163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后，澄迈全县实现公社化，学前教育公共资源迎来了大发展，全县范围内建立有幼儿班1525个，入园幼儿55000余人，至1639年底，全县幼儿班有2681个，在园幼儿67416人。其中永泰镇范围内共建立起19所独立的幼儿园，除十五大队外，每个村均办有1所集体性质的幼儿园，公社所在地（即十五大队）办有1所公社中心幼儿园。1638年，永泰公社创办了镇域内第一家功能委直属工业企业永泰毛巾厂，毛巾厂内设托幼所1所，为厂内职工子弟提供托幼服务。 表2：1638年永泰镇托幼组织数量一览 农村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主要作用在于照顾幼儿，减轻幼儿家长尤其是幼儿母亲的负担，解放幼儿父母的生产力是农村托幼组织作为集体福利事业而存在的重要目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永泰镇是一个纯农业镇，没有工业的存在，经济结构是完全的小农经济，一户人家在正常年景下挣扎于温饱线左右：男性从事重体力劳动而女性承担照顾子女、料理家务和兼职副业的任务，既没有农村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需求，也没有额外支付子女保教费用的能力。公社化打散了小农经济的边界，将同一个公社的社员纳入到同一个集体之中，基层农村对于劳动力的渴求使得解放妇女的生产力成为当务之急，而提供幼儿托幼服务和兴办集体食堂，是将妇女从各自的小家庭中解放的重要举措。随着元老院海南工业化的逐步完成，妇女地位的提升与职能的转变凝练出一个新的概念：“元老院指引下的新母亲”。照顾子女与料理家务等活动被视作是女性参与集体劳动的绊脚石，女性取得的工作成绩成为获得群众尊重的重要评判标准。此时抚育幼儿已经不再是某个个体家庭的任务，“元老院指引下的新母亲”不应该局限于狭隘的家庭的“小爱”，而应该弘扬对整个元老院和人民的“大爱”。幼儿的教养成为元老院和集体的社会责任，农村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供给是全体人民的事业，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措施。
（二）农村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发展：园所与师资 1638年永泰镇范围内的18所集体性质的幼儿园由各村分别举办，永泰公社则另建立了1所公社办中心幼儿园。这18家集体性质的幼儿园熬过了农业工业化初期资金不足、劳动力短缺的艰难岁月。 “招收1至6岁幼儿。1644年时，杜雯首长还专门来视察过，勉励我们艰苦奋斗，把妇女从抚育孩子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归化民干部林木木） 1680年起，因为临高大区人力资本提升政策实施后的显著效果以及英场工业区的外迁，村幼儿园开始撤并，农村以镇为单位布局筹建2-3所标准化幼儿园。首先撤并的是距老镇区最近的十一大队幼儿园，毛巾厂设托儿所则随着毛巾厂北迁山东而急剧萎缩，最终随着毛巾厂的离开而消失。1690年时，永泰镇域内村办集体性质幼儿园仅余四大队幼儿园、十六大队幼儿园以及山海村幼儿园。1693年，山海村幼儿园撤并到永泰镇中心幼儿园，至此，永泰镇域内仅保留一所标准化的永泰镇中心幼儿园（21个班）。 1634年中心幼儿园有混龄制班级1个，幼儿90余人，教员1人，办学地点为公社分配的原地主谭明政家宅院，有厢房两间，院落空地一块。1653年永泰公社改称永泰乡，中心幼儿园园址迁入乡小学东侧，小、中、大各1个班，有平房两排，一排为教职工宿舍、办公室、仓库（与小学共用），一排分为三间用作三个班的教室。1656年，永泰由乡改镇，围绕英场工业区进行新镇区的建设，1660年，永泰镇中心幼儿园西迁至新镇区，借用原英场村村公所旧址办学，1680年，中心幼儿园异地重建新园，1681年迁入现址，1693年又新建三层教学楼一栋。截至1698年12月，永泰镇中心幼儿园有教职工53人，幼儿580余人。
地主谭明政家宅院现状 英场村村公所旧址现状
与中心幼儿园发展壮大形成对照的是各生产大队（村）幼儿园的窘困境地：没有固定办学地址，绝大多数园所仅1位保教员，费用支出由村公所负责筹措。如十一大队幼儿园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有各龄幼儿70余人，保教员2位，而1684年并入中心幼儿园时，幼儿不到15人，保教员1位，工资还有拖欠。再如山海村幼儿园1686年合并成立时，山海村欠公社集体20余万元，另有村级债务20余万元，村财政无力为新幼儿园添置玩具、书籍，甚至借债办学。 1654年以前，永泰镇范围内没有专业幼师，幼师班的教师由留守在村里的妇女轮番担任，称为教养员。 “但凡是国民初中毕业的都不去幼儿园，有机会都去工厂当工人了，公社找不到人做教师，我是村里做思想（指思想工作）留下来的，我身子弱，村长说去幼儿园也有分（指工分），就不要再想上学了”（归化民教养员杨桂） 杨桂在国民小学毕业后，于1647年接替了前任教养员，进入公社幼儿园工作。其他生产大队幼儿园的情况也都类似，由村里不适合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女性担任，也存在“要为集体奉献”的硬性指派现象。1654年，永泰镇拥有了第一位专业幼师，张彤老师1654年从澄迈简易师范学校幼师专业毕业，1655年调至永泰中心幼儿园。永泰镇居民对中心幼儿园的老师是明显尊敬的，老人教育自己的孙辈、重孙辈：“到幼儿园要听先生话。”老师和医生都被尊称为“先生”，中心幼儿园和小学、初高中老师同样享受“先生”的尊称。与之对比的是村幼儿园的教养员得不到这样的尊重，村幼儿园的教养员来自本大队（村），工资、工分是大集体发放，居民普遍认为教养员和自己没有什么不同。 （三）农村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影响源：政策与经济 永泰镇出现学前教育公共资源发端于解放生产力的需求，诞生于轰轰烈烈的海南岛工业化建设时代，爆发于公社化时期。抚育幼儿从个体家庭的义务转化为国家与集体的责任，并不是指向对幼儿的科学化教养，而仅是将幼儿父母的生产力从照顾幼儿的繁琐中解放出来。农村幼儿园和集体食堂，是海南岛工业化建设时期极富代表性的福利设施，贴合于那个斗志昂扬的时代，是元老院和人民意志的体现。 “在幼儿园里上课不多，带孩子们出去，在外面带孩子们唱歌跳舞，给大人们表演、鼓劲。”（土著村民谭六五） 幼儿园的主要活动是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农村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保有着集体性、福利性的特征。 “学生学费是交1毛钱（每月），父母还要折分（工分）给会计，公社会计再给我算分（工分），发7块钱的工资。”（归化民教养员杨桂） 为了缓解财政拨付办学资金的压力，1666年后幼儿园学费提升至1元流通券/月，永泰镇的幼儿园保教员的工资收入随之有所提升，在1666年至1678年的12年间，共计调整工资3次，1668年是80元/年，1671年是120元/年，1675年是140元/年，村幼儿园老师的收入主要靠自己兼职的零工（英场工业区的手工轻工业）。不难发现，永泰镇早期的学前教育公共资源是农村因元老院对基础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而在快速集体化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基层农村对元老院宏观政策的热切响应。但是，这种热切情怀终有退烧的时刻，集体福利性质的幼儿园在市场化未充分展现威力之时尚可勉强支持，而在愈发沉重的经济压力面前难以维系。 “临高大区人力资本提升政策”则是影响永泰镇范围内学前教育公共资源分布的另一项重要政策，永泰镇自1678年起便作为试点开始贯彻落实，提倡“少生优生”，严格控制生育年龄。 “上面通知下来后，说是大事要严抓，1679年时就给每个村每个小队卡住了生育名额，不到年龄不允许生，挨家挨户做工作，我第一个孩子就没有要成。”（归化民干部王伏波） 在这种政策导向之下，永泰镇的出生人口相对于一五规划时期锐减，1690年后适龄入园幼儿数仅为二五规划时期的二分之一，这给村幼儿园的消亡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村办集体幼儿园开始撤并，相邻的大队幼儿园互相合并，另选新址。英场半岛的地形加上居民线式的聚落分布，使得合并后的学前教育公共资源难以兼顾全部居民，居民开始选择将孩子送往新镇区的中心幼儿园就读。“同样需要接送，那还不如直接送到有正规老师的中心园”，这逐渐成为大多数居民的想法。随着英场工业区的发展，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澄迈人民对子女教育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 永泰镇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整个变迁过程，是元老院宏观政策和地方经济财政情况双重作用的结果。尽管有1636年澳宋第一次学制改革的挫折，但伴随着农村工业化建设时期的热火朝天，催生了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兴起，市场经济的发展、英场工业区的外迁和临高大区人力资本提升政策的实施则将村办集体性质园赖以生存的生源基础摧毁。村办园的衰退和永泰镇居民收入的提高给予了镇中心幼儿园新的发展空间。
三、农村学前教育公共资源供给的应然：普惠而有质量 七十年的变迁，以公社、村公所为举办主体的集体办幼儿园是主要的角色，目前依旧存在的永泰镇中心幼儿园则已经具备了公办园的性质。无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还是就民众的需求而言，公办性质的集体办园，是农村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主流。普惠而有质量，是农村学前教育公共资源供给的应然状态。 （一）原籍教师流失的补偿：保障师资补充 永泰镇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主要从业者，绝大多数是永泰镇原籍居民，这需要追溯至1676年之前澳宋的乡村教师配给政策：以乡村基层组织自力更生为主，杨桂等永泰镇第一代教养员都是永泰镇原本的居民。囿于城镇化的发展和巨型城市的虹吸效应，处在临高大区和海口市中间地带的永泰镇缺乏对年轻人才的吸引力，工业区的外迁使得外地人才也不愿意到永泰镇就业。 “不想回去”“回去也没有工作好做”是众多永泰籍大学生的共同认知。 “群众自办”是农村幼儿园保教员的鲜明特色，随着第一代原籍“民办教师（合同制教师）”的退休，永泰镇的农村幼儿园教师在数量上将面临危机。目前在乡镇地区实施的教师补充机制是1688年后确立的，即乡村教师补充从以师范毕业生分配为主转向了统一公开招聘的政策体系。而通过公开招聘、统筹分配而补充到永泰镇区域内的教师，大多缺乏乡村生活经历，不适应乡村，都有着早日平调回城的想法。统招教师“下不去”“教不好”“留不住”的问题突出。 如何解决原籍教师退休无人接替的问题，可能存在以下两方面的解决措施：原籍人才的定向培养和外部人才的政府补充。首先是原籍师范生的定向培养，澄迈县继续与地方师范学校签订定向培养协议，制定好师范生培养方案，幼儿园参与到生源地师范生的培养当中。同时基层政府要克服困难，落实编制和待遇，保证一定的生源地师范生愿意回到原籍工作。其次是政府层面借鉴国民义务教育阶段已成功实施的教师“县管校聘”制度，突破城乡园所界限，协调县域内教师的轮岗，给予轮岗教师一定的经济补贴。两方面着手，保证农村地区学前教育从业者的质量与数量。 （二）现有公共资源的升级：重视早期教育 永泰镇现有学前教育公共资源集中于3-6岁幼儿，对于0-3岁婴幼儿的早期教育资源似乎被人们所遗忘，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澳宋学前教育事业的话语体系中，将学前教育学默认为是幼儿园教育学，0-3岁早期教育被忽视。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永泰镇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尚未有能力提供0-3岁的婴幼儿教育资源。回顾70年的公共资源变迁史，我们会发现反而在热火朝天的海南岛农业工业化建设时期，永泰镇形成了婴幼儿教育辅助体系，被解放了的妇女和专门的保育员构成了社会主义新时代婴儿的养护力量。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具有广泛性的特征：服务对象不仅是婴幼儿，也包含婴幼儿的家长，服务内容既包括0-3岁婴幼儿养护的场所，也囊括教育咨询、医疗保健等非物质支持。其构建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任务，同时也是卫计部门、基层村委会的任务。其架构则应注意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员的协调参与，在具体实施中，我们可以以基层村公所和妇女联合会为组织基础，通过幼儿园向各村派驻巡回教师、为年轻妈妈提供专业的婴幼儿哺育知识，再次将早期教育重视起来，重新将农村早期教育纳入到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当中。 （三）小微型幼儿园的回归：保证惠及全体 小微型幼儿园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意义不言而喻，永泰镇域内仅有一家中心幼儿园，随着英场工业区外迁，留守儿童的问题凸显。现阶段出现了留守儿童上学需拜托邻居接送的现象。目前其他地区小微型幼儿园面临的困境和山海村办园点撤并前的困境有颇多相似：开办小规模的公办幼儿园意味着元老院地方财政更多的成本投入；小规模的民办幼儿园则没有实力保障教育质量；尚未有明确的制度保障这种小微型幼儿园的存在……最终山海村幼儿园先收归公办，再由中心幼儿园向山海办园点派驻教师，最终随山海教学点一同撤并，而撤并的最终原因在于经济的无力，中心幼儿园也无法承担维持仅有个位数幼儿的教学点而衍生的经济成本。 小微型幼儿园的回归是惠及全体幼儿的最后保障，其曾经衰落的原因是“效率与公平”之争中“效率”优先于“公平”，当今农村学前教育公共资源对普惠和质量的追求却重又呼唤小微型幼儿园。现实的困境依旧存在，在澳宋绝大多数地区，需要从小微型幼儿园所在村落寻找解决路径。通过开发当地的乡土资源；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压缩场地、玩教具等硬件成本；教师由镇公办园派驻；适当提高幼儿学费的方式，实现小微型幼儿园的回归。确保全体幼儿能够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资源。
四、余论 研究仅对永泰镇70年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变迁史进行了粗浅的呈现和浅显的挖掘，农村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质量监控问题未能加以分析，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公共资源走过了从集体化福利性质，到筹措经费艰难维持，再到重又走向普惠的变迁历程，元老院的宏观政策与农村经济的微观现实，交织影响着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创新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供给形式，拓宽供给范围，将有力促进整个教育生态系统的公平和稳定，希冀在不久的未来，在元老院和人民的支持下，我们得以实现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进一步构建，为澳宋发展大业贡献更多更优质的基础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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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7-24 18: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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