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作者刘宏波1670年毕业于太白高等专科学校并被分配到江苏省参加工作，本文为向校刊《太白说》的投稿。
小论教育对国家概念形成的作用
——以澳宋共和国安南行省鸿基市市立第一小学学生文章为例
刘宏波
太白高等专科学校
摘要：近年来临高、广州、南京各地的求学士子中，不乏来自辽宁、广西、安南等边远地区的学子，言谈之中也自称宋人。边远地区人民对我国的认同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边远地区的安定和谐。笔者认为“教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安南行省鸿基市一篇小学生的文章为例，一窥教育在“国家”这一概念形成中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教育、身份、认同、国家概念
传统观念上，边疆的稳定主要是外敌无力，以及边军的武力威慑。但从历史上来看，华夏大地的传统边疆概念是不断外扩的，从先秦到盛唐再到前朝，这其中除了武力征服，必然也存在教化和吸纳，这才有了边民的归顺和领土的永久扩张。另一方面，在前朝读书人的视角下，都笼统地归结于蛮夷粗鄙，心慕王化，大军开到，流官到任，一切便水到渠成，但对具体的原因却不甚了了［1］。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推动边民从“身体的属民”转变为“心理的属民”的呢？
本文将从文化科学省1668年“畅享未来”主题征文中，安南行省鸿基市市立第一小学选送的一篇文章《我的未来》为切入点，谈一谈教育如何影响市民“国家”概念形成，并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对国家的认同。
文字是一切的基础
相对于欧罗巴大陆支离破碎的国家，中华大地上一直有建立统一中央王朝的传统，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石便是文字。相同的文字，相同的习字教材，让相隔千里的人也能找到共同的话题和熟悉感，便能建立起基础的联系。尤其是现在报纸、广播的持续普及，即便是最偏远的地方，也能知道首都在哪，也能知道家乡以外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建立在共同语言之上的共同感，在两个存在语言隔离的人中，是无法形成的。
而鸿基市小学生的这篇文章同样是用汉字书写的，文法通畅，没有不常用汉字的那种凝滞感，说明启蒙的母语便是汉字，而小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的父亲，是鸿基市的工程师，家庭日常也是说汉语。共同的语言，构筑了交流的基石，奠定了一切同化的前提。而使用汉字，非地方文字，也从根源上阻断了土地上人民与过去的联系，包括历史和渊源，为重新建立一种新的联系扫清了障碍［2］。
内容强化概念
小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看到地图，我才知道国家原来那么大。我冬天也有想吃冰淇淋的时候，而最北边的黑龙江省的小朋友，冬天却要穿的像熊一样厚的衣服。”
前朝同样是使用汉字，但即便是在朝的官大夫，对于国家也缺乏实体概念，对于王朝的忠诚更只是对皇权、天地君亲师等封建礼法的愚忠。小朋友看着地图，了解到了自己所处的位置，跨越了时间、空间的阻隔，“认识”了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有和他“一样”的小朋友。两者之间可能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澳宋共和国国人”，这个标签足以覆盖一切的不同，建立起一种意识层面的联系和归属感，同属于一个国家的归属感。
国家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必须有《通识》课程，而且作为主要的科目进行考核。通过对其他地域地理、文化方面的教育和反复强调，建构了一种对在国家范围内的（人为定义的界限），其他地域的认知和熟悉感。边民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也潜意识接纳了远方从未谋面的人，可以作为自己意识层面、政治概念上的“同类”。发达地区与贫穷地区的一对一帮扶，鼓励两地群众的书信往来，尤其是学生的笔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同类”的真实性——“我们是一体的”［3］。
教育体系的科层建构
“我的爷爷是矿工，……可他从来没去过临高，或者广州；而爸爸只有领奖的时候去过广州。我以后要去广州，去广州读大学!”小作者在文章中这样说道。
村镇设立义务教育学校、地区中心设置中学和专科、区域中心设立高专和大学。由共和国政府设立的学校形成了一个结构上类似国家官僚体系的巨大的、高度理性的、且受到紧密中央集权控制的层级组织。集中办学的班级，大量同龄人聚集，共同的求学经历与课堂上愉快而相互竞争的同学情谊，为他们在学习国家概念和地图上了解到的“同类”，赋予了想象的真实性。随着年级的提升，来自不同地区、甚至祖父辈从未听过的地名的同学，强化了这种共同群体想象的真实性。即便是这种升学导致的人员流动本身，也超越了他们祖辈困守一隅的狭隘，从更高的角度去审视、体验“国家”这一概念，完成从符号向实体意义的转变［4］。
从过去20年的数据来看，长期稳定的教育投入不仅提高了国民素质，也在促进地域融合，稳固边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对国家概念的形塑更着眼于认知层面，虽不明显，但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历朝对外扩张战争的总结与反思》，国防军事出版社，P538
［2］张应宸:《“暴躁”的宗教》，P67-68
［3］余鄂水:《交通、书信与帝国的存续》，P285-286
［4］余鄂水:《符号与文本》，P152-153 | 
发表于 2022-4-27 21: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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