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髡兴二十年（1629—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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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髡兴二十年（1629—1649）


高比利 · 哲学斋斋主
（澳宋历史研究院）
一、序章 打破王朝兴亡规律的澳宋
中国封建王朝的兴衰成败是一个复杂的命题，既寄于天子的英明与否，也与封建经济、土地兼并、人口增长和官僚士绅集团的集体腐败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时候封建王朝既强大，又极其脆弱，皇帝的英年早逝、皇子的帝位纷争、权臣的阴谋篡位，乃至庶民奴隶的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甚至我们居住的这颗小小星球上一场冰河期、一颗彗星都有可能导致一个王朝毁灭。从天子角度来说，开国初期的帝王大都励精图治。“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训箴，让他们不得不精心打理自己的“家国天下”。政治上他们严加管束皇亲国戚、家奴宦官，亲贤人，远小人，能听取不同的意见和观点。经济上，他们与民休息，爱惜民力，轻徭薄赋，兴修水利，打击豪强，分配土地。而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儒家的仁义礼智的社会公德系统也使得开国初期的王朝通过政治上的清明、对民力的爱惜、君臣的上下同心，很容易造就国泰民安的盛世局面。
但通常，这种局面顶多维持几百年，甚至更短。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大部分王朝创造繁荣的过程极为相似，但其衰亡也经历了惊人相似的轨迹。而王朝更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兴盛战胜腐朽，而技术和生产力的代差往往不起决定作用，甚至是失灵。也就是说，一个落后的政权，哪怕是穿着兽皮，拿着粗糙武器的蛮族，只要中原王朝腐朽透顶，也能纵马南下，一统天下。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澳宋的出现，基于中国历史王朝兴亡更替的规律和当时明朝腐败的事实，虽然生产力落后，但总体兴盛的满清灭亡明朝统一天下改朝换代必是定局。
值得注意的是，从整体的GDP总量和文化科技层次来说，满清与明朝相比算得上是相对落后了。不过，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殊性来看，亡掉的王朝不一定是生产力和文化水平低的那个。
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是那句话：技术和生产力的代差往往不起决定作用，甚至是失灵。换而言之，在没有出现决定性代差的技术之前，大家其实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这时候谁胜谁败就是一个“比烂”的过程了。
有意思的是，一个王朝的灭亡，除了社会的集体腐化和矛盾激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皇权专制体制的“脆弱性”和不可靠性。到了一个王朝的末期，上至皇帝，下至朝臣武将，整个统治阶级的判断力、决断力和行动力会呈现急剧下跌的趋势，甚至生育能力都极为堪忧。以明末三朝皇帝：光宗、熹宗和思宗为例，不是沉迷酒色、忙于享乐，就是优柔寡断、刚愎自用，而朝臣、权阉们则是忙于权争贪腐、疏于济世外战。其中典故，自不必详说。
而相比之下，明末的满清或者说后金势力，毫无疑问是属于上升期。在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后来的多尔衮统治下，以辽东为根本的满清虽然总体生产力落后，但在政治凝聚力、军事动员力、行政组织力方面还没有腐化到影响整个肌体的程度。相比明朝而言，虽是异族，但无异于蒸蒸日上的新兴势力。如果按照正常的历史规律，满清是毫无疑问入主中原的。
在这一规律下，当两个对立的王朝或者势力一起PK时，技术的落后真正成了次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红夷大炮和火绳枪无法阻止八旗兵的步伐，生产力落后、数量稀少但弓马娴熟的通古斯野猪皮可以以少数精锐兵力就能击溃装备精良、数量庞大的明军。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中华”这一封闭的“天下”文明圈里，由于没有技术的绝对代差，经济和生产力的差距不能成为影响王朝之间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
因此，在原有的历史轨迹里，技术和科学的差异并不是中国封建王朝兴衰更替的决定因素。在工业革命把整个地球“变小”之前，世界其他强大势力无法跨越万里波涛干涉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地理的阻隔和科学技术的限制，使中国这一世界文明的特殊样本，与其周边的附属文明（如日本、朝鲜、越南、缅甸）及游牧、渔猎少数民族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世界其他大陆无法根本性地干涉——顶多是纯粹的贸易、占领几座小岛、掠走一些人口。因此，在近代工业革命大机器时代来临之前，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规律就是始终会你来我往，兴衰更替，一个王朝腐朽了，自然会有比他不那么腐朽的王朝起来代替他，而这个王朝，依然会重复上一个王朝的故事。而在这兴衰更替的其中，社会组织、生产能力和科学技术在其中的作用的确是微乎其微。
但这一几乎铁的规律被澳宋打破了。
澳宋的出现，打破了中国古代“落后常常战胜先进”这一特殊的历史规律。澳宋的出现，使得新型社会组织的建立、生产技术的先进和新的思维方式成为王朝更替的决定因素。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从军事角度讲可能会更直观一些。大工业化带来的不仅仅是近代化武器杀戮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集体化的社会组织方式和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对以封建人身依附制为主体的旧封建军队形成了碾压。简单的说，碾压体现在四个方面：严密组织、严格训练、政治教育和先进武器。严密的组织既能保证效率，同时有令必达，指挥有力；严格的训练既提高了士兵的军事技能，也强化了士兵的勇气和协作意识；政治教育则使士兵明白了为何而战，从而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先进的武器则使这支军队如虎添翼。
以圣历1630年（崇祯三年）的澄迈之战为例，在战役开始前，宋明双方对战争的整体策划、战术的制定、战略目标的明确和敌情的了解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战争开始前，拥有先进社会意识的澳宋方面已经完全摸清了明军的规模、武器、战术特点、指挥风格和行动意图，对于澳宋来说，明军的一切几乎都已成为透明。同时，在战前元老院已经在全临高布橙色警报。对民政、工业、农业、民事等诸方面进行相关动员，各部门立刻制定相关的战争预案，这完全是明方无法相比的。
而明朝方面，基于极端腐朽的封建制度，从其出兵一开始就注定会遭到可耻的惨败。从明军高层来说，他们对澳宋方面的了解简直达到了可笑的程度。澳宋军队的确切数量、兵力布置、主攻方向、作战意图和战斗模式，这些在现代人看来至关重要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几乎相当于空白；从明军中层来说，作战目标极度混乱，战斗组织极为落后，仅有的一些有“勇气”的主力战将也因愚昧的战术和对澳宋武器恐怖程度和战斗意志的低估轻视遭到惨败——而这，就成了压垮明军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对明朝底层士兵来说，几乎形同奴隶的军户身份和惨无人道的待遇无法保证这些“武装农民”的斗志和战斗意志，松散的战场组织、落后的武器装备也无法使他们有效地面对宋军的屠杀。
最终的结果是非常令人咋舌的：伏波军阵亡者及失踪人员：161人；而明军阵亡呢？“……阵亡外委、把总、千总以上武员共一百一十四员，军丁阵亡六千一百五十七名，散失一万零八百二十五名。阵失马骡牛九百三十五匹头只，辎重无算。”――《崇祯琼事实录》。
军事胜败是一个王朝兴衰胜败的重要标志，也是检验一个王朝腐败与否的试金石。澄迈之战乃至后来的珠江流域作战、大陆攻略作战等一系列战役证明了一个规律：面对工业化社会组织、现代思维方式和近代化武器武装起来的军队，任何封建势力都只有被碾成渣渣的命运。
那么，对于满清来说，处于兴盛期、有着“女真不满万,满万则无敌”主角光环的优势封建势力，是否能打败近代化的澳宋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满清无非就是一个强化版的明朝罢了。也许在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方面强于明朝，但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封建军队。封建制度固有的顽疾和落后性决定了他们根本无法在各个方面和澳宋展开竞争，更无法战胜对手。对于农耕和渔猎文明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满清，澳宋更具狼性和侵略性，更具深谋远虑的整体规划和可怕的社会动员能力，更具恐怖的武装力量。
以清初的雅克萨之战为例，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685年—1688年），当时还未腐朽的八旗清军为收复领土雅克萨，对入侵雅克萨的俄军所进行两次围歼战，而当时沙俄仍是欧洲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只是拜于临近欧洲的缘故，拥有了先进的火器装备，再加上哥萨克骑兵的勇猛和俄国人天然的侵略性和冒险精神，仅以数百人便能抵抗数万清军数年之久。
雅克萨之战清军虽胜，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十七世纪的俄军与澳宋比较，不管在任何方面都无法与之相较。这说明，在近代化的政权和军队面前，再强大的满洲八旗，也只有失败的份儿。
以1645年河南战役为例，阿济格率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满、蒙、汉军3万余进攻已经占领河南大部的澳宋，包围了驻守襄阳的伏波军陆军朱鸣夏部7000余人并发起猛攻。但在伏波军的铁丝网、山地榴、后装快速线膛枪、1642型“马克琴”重机枪和蒸汽坦克面前，3万余人如同麦子一样被收割在地，以往天下无敌、无往不胜的满清八旗和曾经的关宁铁骑在近代化的屠杀机器面前如同玩偶。最终，3万大军只剩1万余人溃逃，尚可喜被俘、吴三桂被杀。

作为两个政权和社会形态矛盾激烈化的最终形态，战争检验的是经济实力、动员能力、组织能力、训练水平、战斗意志、武器装备和战术水平，反应的是不同政权间总体力量和效率的最终对决。澳宋的横空出世，打破了旧有的历史兴旺定律，落后一定失败成为新的铁律。澳宋的一统天下，已经完全证明：一群披着兽衣、拿着粗糙武器、骑着战马就可以统治先进文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满清、蒙古和曾经灭亡了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已经成为过去，而多铆蒸刚、大舰巨炮、亿万炮塔、亿万荣光的大工业时代，已经带着血腥和光荣轰隆隆地向我们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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