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入学通知书》 (1639)
尊敬的 朱四 先生, 根据您提交的《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申请表》,您的孩子 朱复兴 已满6周岁且达到其他入学要求【注1】,请于 1639 年 6 月 10 日 9 时携孩子一起,前往临高国民学校注册,领取教材和试穿校服,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和本通知书前往。 澳宋临高国民学校 1639年6月1日
1635年,元老院颁布义务教育法案,要求海南全境年满6周岁的儿童,除健康原因外,必须接受强制的5年义务教育,但受到各种条件制约,临高以外地区,入学比例仍然相当的低。实际上到1639年,随着儋州、琼州、文昌、三亚等国民学校的筹建完成,这一目标才基本实现。如果只看临高一个地方,1935年确实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普及,但为了应对学生数暴增而建设的临高第二国民小学(以下简称二小),却意外的引起了择校风波。1635年小学新生入学时,前往芳草地小学注册的部分学生家长,被告知被调配至二小就读,引起部分家长不满,同校方工作人员产生争执。部分家长高呼“工人子女读二小,伪明家属芳草地”,造成大量人员聚集。风波本身很快就平息了,但这件事却在元老院引起了很大的重视,最终总结为两个问题:一是规划民权益保护问题,二是内部公平性问题。随后数年,元老院围绕着这两个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史称第一次政治改革。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今天的两院制政体的开端,究其原因,应该从择校风波开始。
注1:从1635年到1639年,为了进行择校,实验性的采取了按照学区录取、按照家长工作重要性录取、按照招考成绩录取等一系列尝试,最终采取了一种较为复杂的积分规则进行录取,包括了否有房产、居住时间、家长职业、面试成绩等多个因素,并且大幅度提高了芳草地小学的学杂费,而对二小采取费用全免的待遇。在方案的讨论过程中,多方意见相持不下时,胡青白元老罕见的拍了桌子,讲了这么一段话。“绝对公平的方案是不存在的,我们的目的是在所有不公平的方案里面,寻找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推荐入学书》 (1640)
修远兄【注1】顿首: 吾兄乘长风破万里浪。快何如之!令人羡煞!弟局促如辕下之驹。 依兄所嘱,犬子已从新学,如得兄荐入学,即云幸矣。 谨祝吾兄鹏程万里。 弟愚钝,恐长将如调辙之鱼,摇尾濡沫已矣。
从古至今,人情世故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向远方的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也经常成为书信的主题。而今天,通过这些书信中的求助信息,可以一窥当时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生活。这是一封1640年的家信,由澄迈的宋修平寄给他的大哥,正在香港海军士官学校读书的宋修远。为了请大哥推荐自己的儿子上学,写信的弟弟采取了恭维和自我贬低的双重手段,甚至把自己比喻成了“辕下之驹”和“摇尾濡沫”,小市民的卑躬屈膝模样跃然纸上。
澳宋义务教育当时已经在海南普及,此时在澄迈的宋修平,可以直接送孩子前往澄迈国小(现澄迈第一小学的前身)就读,根本不需要推荐。因此,宋修平的目标可能不是澄迈国小,而是临高芳草地国民小学。这就是宋修平对芳草地国民学校招生信息的错误理解,将元老推荐入学和伏波军烈属优先入学的两个条件混为一谈。宋修远同学收到这么一封言辞恳切的求助后,想必心情也是十分复杂的,因为这个忙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注1:宋修远,海南澄迈人。香港海军士官学校一期学员,参加过马尼拉湾海战、红海海上治安战等战役,在担任澳宋海军吉布提分舰队参谋长期间,受吉达村事件影响,提前退役在当地经商,其创办的半岛商贸公司,就是现在的澳宋阿拉伯石油公司的前身之一。
注2:信件内容摘自海军出版社1685年出版的《战藻录》。
《给马尔科的信》 (1640)
我亲爱的马尔科: 上帝保佑,我终于活着抵达了东方继续我的医学学习,现在我得生活已经稳定了下来,以后我会定期给遥远欧洲写信,并祈祷上帝会这些信件平安抵达阿姆斯特丹。 上次给你写信的时候,我刚刚从巴达维亚到达马尼拉。如果你向马尼拉回了信,我也不可能收到了,因为那里现在已经不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了,两年多前澳宋占领了整个吕宋岛。据说战争起源于菲律宾总督大人放纵杀戮,吊死了很多当地的中国人,因此澳宋军队用同样的方法处死了总督等官员【注1】。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叫做以牙还牙,而澳宋人也是古代中国人的一支后裔。 你不用替我担心,澳宋对普通人非常的仁慈,甚至投降的西班牙士兵,也得到了医治,当然这些大兵免不了在矿场里工作几年里作为补偿。我在战俘营中遇到了一名信奉上帝的澳宋绅士【注2】,因此被特赦从俘虏营到了医学院,成为了一名学生,然后成为一名实习医生。在临高的这两年时间,对我来说简直是有一个世纪那么长,仿佛我出生和成长于此地,西教堂的圣像,德瓦伦的酒馆,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在东印度公司的宣传中,远东是一片长满了香料的蛮荒之地,居住着信奉魔鬼的野蛮人,以及一些卑劣的异教徒。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忘了这些宣传吧,在澳宋人的眼里我们才是野蛮人。我要告诉你,澳宋医学院的教学组织之严密,教材印刷之精美,相比之下教会学校就是下等妓院一样的肮脏和混乱。澳宋医学几乎可以回答一切有关疾病的问题,为什么得病?怎么治疗?有什么副作用?而我们之前在教会学校的所学,简直无异于杀人。我在伦敦等待前往东方的时候,曾经拜会了哈维医生【注3】,阅读了他的《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而在澳宋医学院,我才知道澳宋人比哈维走的更远,他们已经完全弄清了血液循环的秘密,并且利用血液循环把药物带到生病的器官去。而血液也不是一种物质,它的大部分其实是水,剩下的主要是三种细胞,分别起了输送氧气、保卫身体和修复身体的作用。原谅我无法再更细致的描述了,我有心想把我的教科书摘抄一段给你和哈维医生,但是这本书有500多页,而且是用方块文字写成,我还不能完全读懂。我的老师,尊敬的河马医生告诉我,一名合格的澳宋医生需要能够背诵超过50本这样的医书。赞美上帝,让我来到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家,学习到如此之多的知识。 昨天,我所在的医院收到一个病人,这位可怜的工人在阳光下工作了整整一天,然后突然倒地昏迷。如果按照欧洲的医术,在肩部切开血管放出一瓶血,有一半的可能让他清醒过来,因为病人血液中有魔鬼,放出魔鬼就能治愈。但是在这里,澳宋的医生用空心针头刺进他的血管,缓缓的输入了一瓶盐水,几分钟后他便恢复了神采,仿佛什么事也没有。我向尊敬的河马医生咨询了对于放血疗法的意见,为什么有些病人放血后效果很好,有些人确完全无效。尊敬的河马医生回答,放血疗法【注4】仅对那些患有血液黏稠或高血压的病人有短暂的效果,让他们暂时减轻了痛苦,失血带来的刺激也会对让病人短时间看起来恢复精神,但也仅此而已。想到我曾经为不少于二十人进行放血,恐怕我已经在无意中杀死了多个无辜的人,恐怕此生我都需要在忏悔中度过。 我在之前写给你的信里已经谈了足够多的干净的街道、雄伟的圣船、伟大的机器、富裕的人民,但是随着我的学习深入,我发现澳宋真正的力量来自于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深度研究,他们称之为科学。亲爱的马尔科,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来远东,来澳宋见识一下什么才是文明,什么才是未来。 信封上有我在澳宋的通信地址,盼望你的回信。 爱你的托马斯·范·威廉姆斯 PS:如有可能,请将我的信件转交给伦敦的威廉·哈维医生
这封信是1640年托马斯·范·威廉姆斯在临高医学院就读期间,写给远在欧洲的弟弟。书信的内容很简单明了,除了报平安,就是对澳宋医学和欧洲医学的看法,具体内容不再展开。作为马尼拉战役的一个副产品,一些向往澳宋生活方式的欧洲人,有机会以战俘的身份抵达临高。根据他们的特点,经过一定的培训,被分配到殖民贸易部、海军、大波船运以及临高总医院工作。托马斯·范·威廉姆斯是其中的幸运儿,由于其在欧洲的行医经验,被送往临高医学院进行了2年的普通医科学习,后被派往上海陆军总医院担任内科主任医师。在学习和从医期间,他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和信件,描述了对欧洲医学和澳宋医学的比较分析,对欧洲传统医术的批判,这些成果后来被编辑成为欧洲最畅销的医学科普丛书《简明现代医学史》和《从巫术到医术》。随着澳宋工业品和文化传播到欧洲,欧洲出现了一批类似威廉姆斯这样的人,因为仰慕澳宋文化而从欧洲远道前往澳宋,他们在澳宋学习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接受了澳宋的社会改造思想,成为了澳宋文化在欧洲的“带路人”。
到1640年,澳宋邮政已经有效的覆盖了整个澳宋统治区,包括广东、琼州、广西大部、台湾、济州岛、鸿基和马尼拉,在已经可以半公开活动的天津、上海、杭州开办了邮政代办专柜,实现了邮票、信封和资费的标准化。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商业贸易,以及输出先进的澳宋文明,澳宋邮政采用合作的形式,利用贸易船队和合作商埠在巴达维亚、京都、琉球、果阿开通了邮路,其中澳宋邮政授权荷兰东印度公司负责运营的欧洲邮路最为成功,澳宋统治区内大城市发出的信件,可以通过临高、巴达维亚、果阿、开普敦、里斯本到达阿姆斯特丹的欧洲邮政代办处,再通过当地的邮政马车送往欧洲各国。来往于欧洲邮路上的信件,由于邮资昂贵经常会将邮票贴满整个信封,为此还专门发行过一张特殊的海上马车夫邮票,仅出售给跨洲邮政的用户,由于存量较少现在已经成为集邮爱好者眼中的珍品。
注1:马尼拉战役,澳宋远征军共击毙西班牙士兵三百,俘四百余众,击毙当地土著逾万人,击沉、俘获敌舰十六艘。“以反人类罪”处决总督并以下官员十数人,悬总督尸体于马尼拉湾灯塔之上,半年后方准收殓返还。
注2:这里指的是马尼拉战役随军总医师张土木元老,按照张元老的回忆录《手术刀、细菌和枪炮》第四章中对马尼拉战役的记录,“……那个肮脏的欧洲人正用熟练的包扎手法给他的同伴止血,肯定是做过医生的,估计培训一下做外科急救肯定是把好手,再怎么也比兽医强……”,威廉姆斯被送往临高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欧洲行医经验,显然他误解了张土木元老。
注3:威廉·哈维,英国人,1578年出生于英国肯特郡福克斯通镇,独立研究血液循环,著有《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和《动物生殖》,1650年受邀访问澳宋,在好望角客船遇风浪沉没遇难。
注4:放血疗法基于古希腊的四体液说,人们认为通过放血可以达到体液的平衡,进而让饱受病痛折磨的人恢复健康。通常采用小手术刀切开经脉放血,但有时则采用吸血水蛭或拔罐杯吸法。在放血疗法中,放血的时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星象学主宰了一切。比如乳房部位的放血,必须在巨蟹座进入正确星位时进行。日期、季节与月亮的位置都很重要,病人的气质也和放血手术的时间有关联。
《要求落实残疾军人待遇的信》 (1641)
尊敬的民政局, 本人张达益,祖籍梧州十六里村。1635年在梧州加入国民军第三中队【注1】,任第六小队战士,我的小队长叫乔自律。在梧州战役后,三中队承担了三合嘴俘虏营的管理任务,我部奉命在向藤县方向的山路上设置岗哨。XX月XX日夜间,我部遭到数十名暴徒的袭击,由于我部未装备步枪【注2】,仅以长矛和砍刀进行战斗,队长和大部战士牺牲,在向三合嘴撤退中被敌冲散,我本人因伤无法行走,在树林里躲藏了两天。后被当地山民所救,在山中养伤两个月后返回梧州。但我回到梧州后,发现三中队已经被撤销,我认识的其他兄弟,大多已经在三合嘴暴动中被杀,因无法归队我就在回家务农至今。 由于没有退伍证书,我长期无法享受退伍军人待遇,村子里人也嘲笑我吹牛,说我不是参加了国民军而是土匪,说我在三中队的作战经历都是吹牛。因此我感到非常的委屈,我为了元老院作战挨了两刀,现在右臂还不能挑担,生活十分贫困。我希望元老院能够证明我的军人身份,给予我应得的荣誉,以及伤残军人应有的补助【注3】。 梧州国民军三中队六小队战士 张达益 1641年2月17日
梧州市民政局, 根据贵司要求,我司派出工作人员走访了张达益本人,根据其所述信息向相关人员进行了信息核实工作,形成以下调查结果。 一、 梧州国民军第三中队第六小队编制不存在。梧州国民军共编有三个中队,其中三中队编制五个小队,并不存在张达益所述的第六小队和第七小队。由于三中队档案文书在三合嘴战斗中损毁,无法确定三中队是否自行扩编了新的小队。 二、 张达益对梧州国民军三中队主要人员描述不准确。除中队长蒋佑功外,张益达他所述小队长乔自律、战士刘十一、战士刘有富、战士展普路等人,在三中队档案文书中均不存在。 三、 张达益对三合嘴警戒作战的描述存在较多疑问。按照张达益所述,我们走访了警戒作战当地周边村庄,村民反应在三合嘴向藤县方向的路边,曾经发现多具尸体,似乎发生过激烈战斗。当时救下张达益的村民反应,他是在往藤县方向上发现张达益,这与他描述的撤回梧州的描述不符。且张达益被救时,身穿的是当地人服装,而不是国民军制服,并未持有武器。 四、 张达益伤势和作战的描述不符。按照张达益所述,该部在夜间遇袭后,他于其他多名战士战成一排,用长矛齐刺,在刺到对方多人后,长矛无法拔出,改用砍刀进行作战,随后在混战中受伤。经检查其伤势,主要有两处,一处为正面刀伤,伤及前胸后左臂,应为被利刃横扫所致,深度较浅。另一处在背部,从右肩自上而下至肩胛骨,右肩处深度较深,应为被大刀从背后砍伤。其中第二处伤为主要伤势,推测是在逃跑过程中受伤。 五、 张达益归队过程存在疑点。按照张达益所述,他在伤好后返回梧州,多次前往梧州国民军驻地要求归队。按照他提供的信息,我们走访了梧州国民军政治处,在来访登记簿上并未找到张达益的名字,该部负责接待同志,也对张达益毫无印象。根据张达益所有写给民政局、伏波军、临高时报的信件,以及张达益同村群众反应,张达益写信和向其他村民诉说在国民军作战经历,均在《伏波军伤残军人优抚政策》发布之后。在该政策发布之前,张达益几乎没有向其他人提起过这段经历,甚至他的家人也不知道。 以上调查结果,请参考。如有需要调阅调查笔录等证据文件,请派人来我司接洽调阅。 梧州市警察局 1641年5月12日
张达益先生, 你在1641年2月17日的来信,我们已经收到,并且经过必要的核实调查程序,先将调查结果通知如下。 一、 对你提出的认定为伤残军人要求不予同意。 二、 对你提出的提供伤残军人补助要求不予同意。 三、 根据你的生活状态,认定属于“需要帮助的伤残人士”,予以税收减免和医疗援助。随信附上相关文书,请在报税和就医时使用。 如对上述调查结果有歧义,请向梧州市法院提出行政复议。 梧州民政局 1641年6月17日
张达益同志, 根据你的战友刘醒【注4】提供的信息,证明你确属梧州国民军三中队第六小队士兵,根据上级要求在三合嘴到藤县方向进行警戒,在战斗中光荣负伤。现向你补发“澳宋国民军退伍证书”和“澳宋伤残军人证书”,并补发1636年至今伤残津贴。 相关文件和津贴,将由专人送到你的家中,特此通知。 梧州民政局 1643年1月8日
1635年开始的大陆攻略,计划用1年时间完成广东以及少量周边地区的占领和消化,这一计划在实际执行中,被大规模治安战严重的拖慢了脚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权力真空导致的地方匪患,另一方面是伪明势力有组织的进行煽动和游击战骚扰。在这段旷日持久的治安战中,新组建的各地国民军,由于装备和训练的缺陷,遭受了较为严重的伤亡。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投诚的明军来不及更换制服,换一顶军帽,脖子上扎个红布条,就成为国民军立即投入剿匪战斗,伏波军称他们是解放战士。
张达益就是在那段最混乱的时间,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梧州,加入了梧州国民军三中队第六小队。在战斗中被打散以后,想方设法回到梧州的张达益发现了一个很意外的事情,三中队居然被解散了。原来三中队设在梧州的队部,在梧州暴乱中损失很大,正副队长都在战斗中牺牲,更糟糕的是文书档案在战斗中被焚毁,临时组建的六小队和七小队成了没人知道的“弃儿”。
无法归队的张达益不得以返回家乡务农,并且不断向有关部门反应他的身份和待遇问题。1641年,梧州市民政军委托梧州市警察局对张达益的要求进行了一次较为细致的调查,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次调查却坐实了张达益的并非国民军战士的怀疑。调查人员忽视了当时的国民军装备情况,张达益所在六小队是该中队自行组建的,由于没有多余的制服,都是着便装,仅在脖子上扎个红布条作为标识,在战斗中遗失了红布条后跟普通老百姓毫无差别,结果这一条成为了判定张达益说谎的关键性理由。张达益在战斗的混乱中跑错了方向,没有撤回梧州而是去了相反方向,这样他的自述就和实际被发现位置产生了比较大的偏差,而他自己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再加上张达益文化水平低,记忆力也不是很好,自述里面存在一些自行矛盾的地方,从而加剧了调查人员的怀疑。
再次被否定之后的张达益,心灰意冷放弃了申诉,开始平静的务农。但是,事情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转机,当时驻梧州伏波军第六营三连,因为作战需要曾经向国民军三中队发出过协助作战的命令,当时的传令兵刘醒在三中队传达命令的时候,向被选出的六小队和七小队战士解释过命令,对张达益有一点印象。最重要的是,他证明了六小队和七小队是存在的,而且就是应伏波军的要求派往指定位置。这一来张达益的身份几乎就被证实了,诚然他的受伤地点和过程,仍然存在很多瑕疵,但民政局本着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原则,还是落实了伤残军人容易和待遇。
注1:当时的国民军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序列,所谓中央的国民军就是在人民保安省下设置的国民军,其军官团队是由伏波军退役军官和军士组成。所谓地方是在战时由各个地方政府组织,参照国民军组建的地方武装,通常也由伏波军派出军官进行组建,但军官数量和质量上就是层次不齐了,而部队的指挥权往往在各级政府手里,这类国民军通常会被冠以地名,如梧州国民军。地方国民军在完成了战时任务后,逐步整编到国民军体系内,指挥权回归人民保安省。
注2:国民军作为一种武装警察,其装备标准是较地方高一个级别配置,如面对冷兵器为主的明军和土匪,当时通常装备没有膛线的南洋式步枪。在大陆攻略时期,由于地方国民军的膨胀,南洋式步枪严重不足,很多地方只能采取混装一部分冷兵器的做法,在最困难的时期,曾出现过整个国民军中队都只装备长矛砍刀的情况。甚至到了1670年,面对装备了火绳枪的欧洲殖民者,美洲国民军也仅仅装备了米尼步枪和少量霍尔步枪。
注3:按《伏波军伤残军人优抚政策》,各地民政局应保证伤残军人的实际收如达到当年平均收入,因此对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军人,这个优抚力度是相当大的。
注4:刘醒,广东佛山人,军户出身,1635年入伍。曾任南方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陆军少将,著有回忆录《星拳旗下的指挥棒》。
《面试通知书》 (1642)
尊敬的 林海生【注1】 同学, 您应聘我司 见习工程师【注2】 岗位的申请已经获得通过,请于 1642 年 5 月 12 日 9时 前往临高博铺第一造船厂人事部进行笔试和面试,请携带本人身份证、过去2年学校成绩单和文具,迟到10分钟将失去考试资格。 临高博铺第一造船厂 1642年5月10日
位于芳草地教育园的临高国民学校,是元老院建立的第一所现代教育机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承担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部教育工作,在第一次教育改革时,分拆为临高芳草地小学和临高芳草地中学。由于芳草地名声在外,今日全世界各地采用澳宋教育模式的学校中,仅有那些最优秀的学校才能使用芳草地这个名字,如英国温莎芳草地学校。从芳草地建校之日起,其毕业生就采用包分配的方法,由企划院根据各行各业的需求进行调配,用人单位最多只能提一些多要男生这样的要求,而学生本人几乎没有任何选择权。作为第一次教育改革的一部分,从1642年开始,毕业生和需求单位开始进行双向选择,毕业生投递简历,用人单位组织测试,让学生的特长和兴趣能够匹配到一个更好的舞台,人才使用效率获得了相当的提升。这张简单的面试通知书,见证了一段历史,代表着澳宋工业体系在人的管理思想上,从劳动力的管理迈入到人力资源的管理,进而在后续的几十年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注1:林海生,祖籍海南临高百图村,1642年参加工作任机械工程师,1646年因工伤事故失去右手,为照顾其生活调至中央船舶研究院担任钟子衡元老助手,1650年因编纂《船舶设计的过程管理》获得当年机械工业部嘉奖,今天已经成为全世界船舶设计专业学生的必修课。
注2:为应对1641-1644的第一次造舰高潮,临高博铺第一造船厂在1642年引进了50多名芳草地中学毕业生,从见习工程师做起,由船厂工程师以师傅带徒弟的方法进行培养,逐步担任重要技术岗位。这一做法很快就被证明成材率较低而被弃用。原因一方面是船厂工程师自身水平限制,另一方面是普通学校教育同船厂实际工作要求严重脱节。从1644年开始,进入船厂的毕业生集中进行为期一年的船舶建造的专业培训,通常为共同完成一艘小型船舶的建造,然后再投入正式的技术岗位工作。这一培训体系后来经过一系列演进,最后成为临高船舶工程学院。
《推荐管山事书》 (1642)
富卿【注1】仁弟礼鉴: 兄前日奉令弟巢峰一片,为姻弟吴铭图谋尊府管山事【注2】,嘱兄一荐。 兄以多年老坟邻情面难却,暂为一通。 其实,该山是否与该人人地相宜,全然不谙底细。 兄曰初四有信,吴弟经月在鄙府侍候。 乃今日又来兄处恳情,万分急色。 此真乡愚梦梦不知事体。兄仍令其遵初四之约,彼始回去。 究竟尊府山事已有人否?如已有人,兄亦不便冒昧越俎。 倘尚在觅招,则其人情实可悯,不妨录用也。 总之,兄此中毫无适莫,初四日来时,请径直告之。 幸勿因兄而有误公事耳。专此顺请侍安。 兄左烙鉴顿首,五月朔日
这封信如果只看书信内容,简单说就是推荐一个远房亲戚吴铭做一个“管山事”,求人推荐工作,这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写信的人是时任大明上海县县承潘茂松的弟弟潘茂才(字左烙),写信的对象是时任澳宋上海租界工部局主席秘书的刘富卿。大明官员家属和澳宋高级规划民干部这么称兄道弟,这让这件平常的推荐信不平常起来。另外,这个“管山事”实际上是上海县的内政,却要走这么一个奇怪的私人书信,获取澳宋的同意,看起来颇有点荒诞不经。实际在上海租界初期,尽管澳宋的势力范围被限制在租界内部,但通过经济等手段,澳宋在租界周边实际上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其中对租界建设材料供应商,可谓拥有生杀大权。所以,上海县辖区内的一座林场主管任命,请求澳宋上海租界工部局主席秘书的同意,就不是那么无厘头了。
注1:刘富卿,1631年规划入籍,后任澳宋政治保卫局侦察员,澳宋上海租界工部局主席(单良元老)秘书。1644年因贪污受贿、玩忽职守、泄露国家机密等罪被捕,后判处无期徒刑。
注2:管山事指的是林场主管,即当时松江府华亭县的佘山镇塔弄口的林场,未正式命名。全国解放后,著名的植物学和地质学专家符梅花,在这里成立了上海松江国家示范林场和森林保护区,简称松江林场公园。
《给未婚妻的信》 (1643)
亲爱的晓晓【注1】: 来信收到,知道你即将在三亚完成工作返回临高,我真是太高兴了。几个月才能见你一次的生活,我已经无法忍受了。如果你真的留在三亚工作,我就要去做矿工也要去三亚,总之我再也不想和你分开了。 我在临高一切都好,最近师傅【注2】带着我们进行两米测距仪的测试工作,第一批样品上周拉到兵工厂的靶场做测试,那里有预先精密测距过的目标。测试的结果让人泄气,3000米靶,我们的产品测出来是3150米,而澳洲原装的一米测距仪测出来是3012米。两米的不如一米的,而且误差如此之大,我们都不敢看几个海军军官幸灾乐祸的表情。倒是师傅很淡定,说第一次测试有这个成绩不错了,比肉眼强多了。所以,这几天我们忙疯了,机械厂几个做配套的人也倒了霉,跟我们一起晨昏颠倒起来。师傅带着大家开了几天的会,又把样品全部拆散挨个零件检测公差,机械部分的问题展无涯元老亲自带人在搞,师傅带着我们几个,研究镜片顶焦度和光学中心这两个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还留了一个问题给你呢,就是安装公差的问题,估计正式文件应该已经寄出给你了。海军催的很急,说是新式巡洋舰【注3】有三个黑科技,长身管大炮,新式穿甲弹和两米测距仪,都搞出来可以以一敌百,现在前两个都有了就看我们光学厂的了,吹的这么厉害,实际上不就是让我们加班的心情好一点吗。 自从我们的事公开,你哥【注4】回临高探亲时期还来找过我一次,估计是来调查我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一起吃饭聊聊天而已。他跟我讲佛山的事情,特别是广钢的开业,让他十分自豪。另外说起广钢出的一起离奇的凶杀案,听得我也是毛骨悚然。我跟他讲讲光学,我们正在研发的两米测距仪,他居然能听得懂还能提出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镜身热胀冷缩怎么解决?”,不愧是芳草地的高材生。我发现你哥是个很好相处的人,和你说的不太一样啊。你哥最近在考虑要不要去长江贸易集团工作,要外派到北方去,既是一个好机会也是一个很有风险的工作,所以他有点左右为难。 我也去看望过你爷爷两次,他身体很好,没有什么要担心的,你爹让他退休,他非要继续在刘家当管家。你爹那边,除了随你哥去过一次以外,其他时间我还是不太敢去。前几天,马元老来视察光学厂,我看到陪同人群里有你爹,我都没敢上去打招呼。我总觉得,你爹对待首长像规划民,对待规划民像首长,我看到他总觉得特别不自在。 对了,有一件大事要告诉你,我们买房子了!我们买房子了!我们买房子了!东门市西北三路的天泽花园,稍微偏了一点,需要走30分钟才能到城铁站,一房一厅40平方米,关键是有户内的厕所和厨房。原来跟你说的租房子结婚,遭到了我师傅的强烈反对,他指点说房子早买早安心,还给我要了个内部预售指标。我把全部存款都拿出来,又申请了公积金贷款,算是凑足了首付,几乎没有剩下什么钱了。师傅取笑我,三十六条腿【注5】凑不齐新娘子就跑了,我只能告诉他,三十六条腿没有,只有两条腿。这个月我已经从宿舍搬了出来,在新房里面打地铺,等着宿舍补贴下来就去买点基本家具,三十六条腿一时半刻凑不齐,但是等你搬进来的时候,争取先凑够一半十八条吧。 爱你的蔡司
澳宋回归华夏,除了工业化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武器是现代教育,当完整在澳宋教育体系内读完8年的规划民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澳宋工业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低级别的社会管理和技术岗位,开始逐步由规划民来主导,大量的外派干部让元老院的意志在整个东亚畅通无阻,大量的工程师技术员让工业化规划再上一个台阶,海量生产出来的钢铁,变成了无坚不摧的战舰和大炮。与此同时,这些在思想上最接近元老的人,充分享受了新秩序给他们的机遇和自由,新奇的知识和理想让他们有别于普通规划民,他们相互结合并将他们的成长之路作为必然传给下一代,一个新的群体开始逐渐成形,他们被称为知识分子。
作为那个时代被众人仰慕和艳羡的人,赵传晓和蔡司都毕业于芳草地中学,然后分配到澳宋光学仪器厂工作,并在工作中自由恋爱结婚。从来信中可以看出,蔡司对于赵传晓家庭成员还是心存畏惧的,特别是她那个在元老院办公厅工作的父亲,如果从门当户对这个角度来看,两个家庭是存在一定隔阂的,不过这种隔阂在澳宋社会,并不能算什么。工作没有几年的年轻人结婚,想要自己购置新房,在今天是几乎无法想象的。但是在当时的临高,房价尚未起飞,蔡司又属于规划民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可以享受优惠利率的公积金贷款,大约还是凑的出来最低首付。也是由这个原因,买完房子后蔡司连床都买不起,只能在新房中打地铺,后来还是林汉隆元老赠送了一张床作为新婚贺礼,才解决了一对新人的难题。
注1:赵传晓,广东临高人,作为临高芳草地中学第一批毕业生,长期在澳宋光学仪器厂工作,1644年同同事蔡司结婚,1649年因其在光学方面的成就,进入澳宋科学院光学所工作,成为在《当代工业史光学工业卷》中留下名字的第一个规划民干部。
注2:光学工业之父,林汉隆元老,长期担任蔡司和赵传晓的导师。蔡司于1649年创立蔡司光学公司,最大股东是林汉隆元老,有消息称蔡司镜头的实际设计者是林汉隆元老而非蔡司,对这个传闻,相关各方均未给予正面回应。
注3:蓬莱级殖民地巡洋舰,因立春级巡洋舰在相当长时间都没有合格的对手,该舰在图纸上搁置了很久,也是这个原因,蓬莱级采用了当时所有高科技成果,三涨式锅炉,35倍身管主炮,半穿甲弹,瞬发榴弹,两米测距仪,大功率探照灯,全方向炮塔,以及颠覆性的铁甲木壳结构。应用这么多先进科技的目的,是让部署在欧洲、美洲和北非的舰队,仅使用少量蓬莱级,就可以碾轧任何有数量优势的对手。
注4:赵传一,时任佛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后担任广东钢铁厂办公室主任,蔡司光学成立后,长期担任总经理的工作。
注5:当时生活水平低下,结婚只满足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就是把桌椅柜子的所有腿加起来共计三十六条腿。常用的有饭桌,加上四个方凳,就有了二十条腿,再就是五斗柜、大衣柜、食品柜、当然过生活必不可少的床不能忘,这样算起来正好三十六条腿。三十六条腿作为婚姻的标准配置,流行了不太长时间,就被三大件四大件这样更高的要求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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